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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眼眶不禁红了，久久地茫然不知所措。我想：一个老革命，在重庆曾经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还是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为革命在白区是要提着脑袋走的人，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却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是她软弱吗？不，她是用死来控诉极左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血来痛陈〃四人帮〃的滔天罪恶啊！
今天，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人，也已经为人父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是场浩劫，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多少人在这场浩劫中冤枉死去，整个国家受到了哪些损失，有哪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还有历次运动中的冤案是怎么形成的，害死了多少人，株连多少亲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充分揭露出来，也没有痛切地进行过历史的反思。应该说，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如果我们不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场浩劫，永远痛定思痛地记住〃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可以断言，若干年后，类似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再出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天，我们纪念敬爱的廖意林大姐含冤逝世，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和蔼的旧影……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朱 正忆 凤 翔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要他去掌握政策，纠正偏差。他即按照地委说的，把那些肃反斗争对象的材料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将错斗的人逐一予以解脱。他这样做了，在报社里深受欢迎，却引起了原来五人小组组长孟树德的忌恨：你来做好人，不是让他做了恶人吗。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停办各地委的报纸，而办一张全省性的《湖南农民报》。当时决定的是：各地委报纸停办之后，其人员一般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适宜作报纸工作的才调到湖南农民报来。凤翔被认为是少数适宜人选之一，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了编委。
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湖南农民报不但是就在新湖南报社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同一个印刷厂印报，而且是同一个党委，湖南农民报的总编辑也是由新湖南报编委张雨林兼任。整风运动和接着来到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新湖南报社党委统一领导农民报的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官健平作为周惠派驻新湖南报的代理人，当然一下子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报社大部分编委和业务骨干都打成右派分子。官健平这人品质当然是恶劣不堪，但就智商来说，却不过是个草包，其才尚不足以济其恶。这时孟树德已经在新湖南报社当了副秘书长（反右之后升任秘书长），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物，其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