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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小展览会是有缺点的，我们需要严肃的进一步检查，提高自己。而我是负有更多的责任的。但是，看了编委的发言后，我和当时在农村部工作的龙国屏、梁山、王秉乾同志，都感到有些事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作如上的说明。现在，小展览会的材料仍在，欢迎大家再去资料室看看。
杨德嘉
1967年5月30日（注）
有了上面三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足足有余了。可叹的是：稍早两个月，我还在撰写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采访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迟两个月，就在农村参加地、富、反、坏、右的集训会议，听取治保员的训话：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 〃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就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五十四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 ）_，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写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六个兄弟，其中就有三个右派，一个〃特嫌〃。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二哥杨德骧，一九三九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一九五六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九五七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一九五七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五十一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一九六五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他已半身麻木不遂，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把棉裤（一些棉花露在外面）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晨病逝的，享年七十一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七十一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希望他活得更久、更长。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一九五七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姪、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再逝世，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一九六二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会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化革命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当时全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六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