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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报社〃专案小组〃提供〃定案材料〃，报社领导会认定我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于1960年6月13日在报社礼堂召开近百人的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将我逮捕〃法办〃，给我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我的同案人段汝雯，宣布送劳动教养。黄健则遣送回长沙县农村老家，监督劳动（黄健因贫病交加，不久就死了）。
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整整一年，只有预审员预审过一次。到1961年6月21日才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开庭审讯。按程序，应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可我一直未见到〃起诉书〃，也没有见到检察院官员。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把检察院的〃起诉书〃交给我补看。我边看边发抖。因为〃起诉书〃是按报社提供的〃定案材料〃一字不改地照抄的，指控我〃拉拢人、联络人，组成30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我下意识地摸摸后脑壳，知道这种〃情节极其恶劣〃的罪行如果成立，最重可判处死刑。我非常后悔在报社〃反省〃期间胡乱认罪，现在到了法院，再不反驳，说不定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我试探地向法官提出：可否提出我的意见？法官点头表示同意，我这才斗胆向法官说了个〃不〃字。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指控我组织30人之多的的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这回事，请法院派人认真调查核实。〃
到第二次开庭，报社派两个人当〃人民陪审员〃（其中一个就是〃专案小组〃的Z某某），坐在法官身旁。这次是正式宣判。从法官宣判中，我听出〃罪行〃部分略有修改，如〃反革命集团〃多处只说是〃形成小集团〃，原先肯定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后改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我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5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笼统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徒刑5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伸缩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现行〃反革命〃犯，判刑5年，我不敢再有异议了。
刑满后，为何还把我当敌人跟踪追击？
判刑后，我被正式投入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农场和建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正是过〃苦日子〃时期，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所受创伤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8_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我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我这是〃休克〃现象，没有死成。犯人每天的劳动，都是按规划布置的，包干到组，责任到人，劳动强度大。我幸好是搞〃自由劳作〃，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搞放牛的事，否则我是无法度过劳改这一关的。
到1965年年底，刑满释放，我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我陪斗，没有给我挂牌子游街。全家大大小小八个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每月63。5元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伕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搞运输。我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工资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神经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神经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爱人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我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我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连全家五人的温饱也无法解决。
虽然我们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因为生产队队员没有歧视我，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我〃蓝伯〃。我有一次砍柴时，不慎跌入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我救上来。我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我分劳或是为我想办法减轻负担。我没有什么报答他们，就买把理发用的推剪，义务为队员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之间互相关照，我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一年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我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集训期为半个月。后来我才得知，报社政治处（即原先的人事科）给桑植县组织部去信，说我不是下放人员，而是〃劳改释放犯〃（所谓〃劳改释放犯〃仍不能享受公民权利，而要当犯人看待），于是我被宣布为〃管制分子〃。我不理解，我刑满释放后，下放到高山区老老实实劳动，报社政治处为什么还不放过我，要把我当〃阶级敌人〃跟踪追击？我原在报社被整得够惨了，为什么我离开报社多年，还要通知我所在县、公社、大队领导继续整我呢？难道报社某些人对我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报社政治处Z某某，承认那个不知情的人，向桑植县组织部写过这信。）
我在桑植县高山区劳动两年后，写信与家乡茶陵县平水公社把集大队乡亲联系，要求带四个未成年小孩回乡当社员，得到同意。我就带小孩自费远迁到家乡安家，直到1979_年平反冤案，调回长沙原单位。
平反冤案后，为何要留〃政治尾巴〃
熬过漫漫长夜，我所盼望的〃总有一天〃终于来临了。1979年底，我在茶陵家乡先后接到改正错划右派及平反反革命冤案的通知，并调回长沙湖南日报社，恢复原职原薪。
这时我已58岁，年近花甲，而且一直体弱多病。为了补偿所耽误的损失，我带病延长了四、五年工作时间，并在这期间批准我的入党申请，还批准我从1944年起计算革命工龄。离体后享受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特殊荣誉。这至少证明我不是〃罪状〃中所列的〃一贯思想反动，对党仇视与不满〃。
我回到报社后，知道某些人事干部都已提拔，当了领导。他们曾经是〃蓝岗反革命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执行过〃左〃的路线，但他们顺应形势，改变态度，并肯在他们手上为我平反冤案，我还是觉得他们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有悔改表现。
到1984年，报社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把错划案件的〃复查意见〃及平反冤案的〃结论〃，各复印一份交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到这些复印件内容后大吃一惊。原来报社政治处在为我改正错划右派及平反〃反革命〃冤案中，仍给我留下个〃政治尾巴〃，说〃蓝岗虽未组织反革命集团，却有严重错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改判的〃平反结论〃中，沿引报社政治处书面意见写道：〃蓝岗过去对划右派不服，散布过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并未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故原以反革命判刑不当〃，显然给我加〃政治尾巴〃，说我有〃严重错误〃，是指我过去对划右不服，散布过错误言论。
我在给报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的回信中，指出落实政策工作不够彻底，要求再加审查，去掉强加的〃政治尾巴〃。报社政治处最后终于接受我的要求，并把去掉〃政治尾巴〃的结论，给我见面了。
记得报社政治处Z某某为我落实政策时，曾对我说过：〃你不要以为给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