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_9_5_8_年4_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_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李 均不堪回首话当年
我是一个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人。我的悲惨遭遇，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出身贫寒之家，个人历史清白无瑕。解放前即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49年春在湖南省立一中（即现在的长沙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积极从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和迎解工作。长沙解放后的1949年9月，经组织介绍，我考入新华社湖南分社与新湖南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1月结业后被分配到新湖南报工作，从此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分抢秒地钻研新闻业务，很快成为报社编辑工作中的骨干，先后担任工业组编辑、记者、秘书、副组长、工商部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10月1日，新湖南报社公开建党，第一批发展新党员4人，我是其中之一。1956年报社开展评先工作，我被评为全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当年，通过自由恋爱，我与端庄、纯洁、善良、热情的青年党员女教师杨端祥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此时，不论工作和生活，都是一帆风顺，我对美好的前景充满着憧憬和信心。
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一场横祸从天而降。1958年初，我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一个赤诚的共产党员转瞬之间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被打入了另类。
作为一个信仰马列、热爱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历史清白，从无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即使在整风鸣放中，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为什么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其根本原因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即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引发一个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140多人中竟打出右派分子54人，占1/3强，绝对数和比率均居全国新闻单位首位。我也在劫难逃，成了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这场办报方针的争论发生在1956年春，先在新湖南报编委会内部展开，然后扩展到全编辑部，争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天线〃（即来自领导的意见）与〃地线〃（即来自群众的意见）关系问题；中心报道与一般报道的关系问题。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为一方，主张紧密结合湖南实际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忌突出地方，贬低中央；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着重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进行宣传；主张在突出正面报道的前提下，报纸应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张既要重视〃天线〃，又要重视〃地线〃，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主张报纸宣传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同时也要抓好其他一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