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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农村部有关编辑看稿后，认为有压缩的必要，向孟树德请示，他不同意压缩。于是，这样〃不成熟〃的经验登出来了，而且登了一整版。为什么登这样的文章？背景在于，毛主席当时批评了〃小脚女人〃，周惠等人怕当〃小脚女人〃，因此，要大造声势，要大登关于合作化的文章，并颇为奇特地提出：同样的文章可以〃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官健平、孟树德为了讨好领导，就盲目执行这个〃指示〃，还宣传办好报纸主要在于要突出〃中心〃（即：可以不顾质量，完全以数量来突出中心）。这种做法引起编辑部同志们的当然不满。
由于这件事，在编委会内部，由总结一九五六年三月份报道开始，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办好省级地方党报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要点如下：
一、省报应该如何宣传工作经验？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应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突出思想性，介绍工作经验也应该如此。在党报上发表的工作经验，必须是相对成熟的。五七年被封为〃左派〃的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党报既然要突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就要着重报道工作经验（把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等同于报道工作经验，用局部概括全体）；离开宣传这些工作经验，就是〃空谈思想，脱离实际〃（这就是说，所有其他形式的对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都是空谈，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健平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不一定要宣传成熟的工作经验，他说：〃要求所有先进经验都要十分成熟了才能宣传，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才能宣传，那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工作，变成马后炮了〃（《对争论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就是说：管他是好经验还是不好的经验，登出来就是！后果如何，那就在所不计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办报也有三十多年了，这样办报的奇谈怪论出现 _，这可能还是第一次，而在一九五七年，这种奇谈怪论竟被作为〃正确办报路线的代表〃！
二、党报应该如何看待联系群众的问题，当时叫做〃天线〃和〃地线〃之争。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既要有天线（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要有地线（反映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而且，天线和地线要很好地在党报中结合起来，党报应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报反映〃群众的舆论〃和党的舆论应该是一致的。而当时的〃左派〃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办报就〃应该伏在党委的胸脯上倾听党的呼吸〃、〃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有地线。〃③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改变党报的〃纽带〃性质，主张党可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执政党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当时竟被作为最正确的主张被肯定着。
三、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应该开展正确的、充分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的监督。〃报上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衡量报纸的党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官健平和孟树德也承认报纸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主张〃经常〃、〃充分〃，怕批评会〃影响团结〃，影响报社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反右以后，主张党报应充分、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志，都被扣上了〃揭露阴暗面〃的帽子。
四、关于突出中心和照顾一般问题。以后被划成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既要突出中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要照顾一般（一般工作以及各种有关群众生活的多方面的报道），报纸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性（那时还没敢讲也要有可读性、趣味性之类）。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只要抓住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行了，一般有关群众生活的报道可有可无。讲〃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当时报纸上登载了少量的〃提倡姑娘们穿花衣〃、〃长沙名菜：一鸭四吃〃等等，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思想的反映〃。
五、最后，关于报纸特点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点一样，报纸工作，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报社的领导应该掌握报纸的特点，从报纸特点出发，更好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官健平则认为，报纸的性质、任务决定了报纸的特点（这基本上是对的），而所谓报纸性质、任务，他则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报道中心工作，宣传中心工作（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最主要的区别点，讲特点讲过份了，就会沦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泥坑〃等等。（这就由简单化走向了荒谬）。孟树德赞成官健平的这些观点。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各执一词，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部分编委想绕过一些主要争论，从讨论工作入手，研究如何改进报纸报道，也没有结果。到这时候为止，争论都还局限于编委会内部。
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编辑部内绝大部分同志都十分天真，认为真正可以争鸣一番了，要求公布一九五六年的争论。于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些发言，印了两本〃争论集〃，发给编辑人员。在五月开始的整风中，围绕这些问题，结合实际，讨论得煞是热烈。六月，风云突变，〃阳谋〃出台。于是，凡以上五个观点，与官健平、孟树德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划为右派。这五个完全是工作上争论的问题，竟变成了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水岭。
官健平、孟树德一时变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排除异已，扶植亲信，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党报，一个经过多年形成起来的民主空气较浓、纪律性较强、上下紧密团结、共产党领导的战斗集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上了。《新湖南报》从此一蹶不振。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在显现着。
（五）
在反右过程中，官健平、孟树德怎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深文周纳，罗织诬陷；怎样公报私仇，〃斩草除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这些事情，要写起来，大概也有十余万字可写。这就有待于受害的同志，在本文第一节倡议要编的那本书上写去，此处略而不提。
这里只讲在新湖南报的反右中，对于大部分同志来讲，两个最大的教训（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由于当时的封闭政策，造成干部中的盲目和蒙昧，而这种盲目和蒙昧，又是和相信毛主席、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观点揉合在一起，所以，在运动开始以后，当毛主席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讲话和指示一传达，确实有许多同志在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确实错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动机和效果不一致〃、〃主观上虽然想改进工作，但客观上却做出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因此，确实诚心诚意地在〃向党交心〃、〃认罪检查错误〃。而官健平、孟树德就狠毒地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报社编了 _一个内刊，叫《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孟树德就把这内刊掌握在手上，利用运动的声势，扩大篇幅，在省委各部门和社会上广为散发，成篇累牍地刊载一些〃交心〃、〃认罪〃的材料。特别是报社内部一些头面人物的〃交代〃一发表，就在客观上瓦解了〃军心〃，并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压力。
这种盲目和蒙昧，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反右运动把它发展了。以后的反右倾中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场民族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肇于这种盲目和蒙昧。
第二，官健平和孟树德，还狠毒地利用了当时新湖南报干部、其实也是当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在荣辱得失面前，往往计较太多，为自已考虑太多，骨头不硬，不能临危不惧，等等。他们利用了这些弱点，利用了 _一些同志企图侥幸过关的心理，驱使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自相残杀，然后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运动开始，他们还选定了目标，动员一些人〃起义〃，当时也欺骗性地许诺说：只要你检举揭发得好，重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也就可以不戴帽子，〃允许重新做人〃。一些同志，在这场在灾难面前，由于恐惧，或由于害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