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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痕的检验，必须有详细的拍照记录，才能为日后检验提供参考资料。如果咬痕的突起比较明显，还必须对咬痕进行制模提取。这些照片及模型将同可能的嫌疑人的牙齿样本进行比较，进行同一认定。在这两个过程中，将使用到多种装置，其中包括红紫外照相、电子显微镜，甚至要进行计算机分析。弗朗辛·埃尔弗森的死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强的恐怖效应。当侦探们要求当地的居民提供他们的牙齿样本时，他们都非常积极地配合。但是没有一份和死者身体上的咬痕相一致。
几个月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头绪。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受委托，给杀人者进行画像，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分析，他们终于描绘出了犯罪嫌疑人轮廓：男性，年龄在25岁到另岁之间，受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住在发案地，单身或者和父母一起居住，受到严重的精神病折磨，以至需要在心理研究所治疗，可能已经在警方的侦查范围之内，杀人者或他的家庭成员甚至可能已经受到过警方的调查，最后一点是虽然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根黑色的阴毛，但凶手绝对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参见理查德·蔡斯案件）。
案件的回顾
最后一点使得调查工作的方向彻底发生了改变，警方又开始对以前排查过的嫌疑人进行重新筛滤，逐渐的，重点嫌疑人出现了。刚发现谋杀案时，警方曾调查过这栋建筑物四楼的一名年过半百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儿子，名叫卡迈恩·卡拉布罗，32岁，有长期的精神病史。一开始警方被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因而忽视对他们的调查。
医院的记录确证了——卡迈恩·卡拉布罗住过一年的医院——所以他对医院的安全系统十分了解，知道它的漏洞。以至他能很容易的溜出医院作案，之后还能安全地返回。在作案时，卡迈恩味拉布罗正好在他的胳膊上打了石膏。这就更加大了对他的嫌疑。因为从现场看，被害人是被石膏模型打晕的。
自从离开医院，卡迈恩·卡拉布罗即辍学，他一直受雇于一家公司管理舞台布景设计。当对他进行调查时，他并没有拒绝提供牙齿样本。法齿学家落厄尔·勒文博士、霍默·坎贝尔博士、理查德·索维罗恩博士检验他的牙痕样本时，都毫不犹豫地认定卡迈恩·卡拉布罗就是在死者大腿上留下咬痕的人。
1980年12月20日，大约是谋杀案发生的一年后，卡迈恩·卡拉布罗被捕，他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一生。
结论
在验尸房中，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体上发现的黑色阴毛又如何解释呢？这个迷的揭开表明：假如法庭科学的程序不落实成文字，那么侦查工作很容易走弯路。原来，装弗朗辛·埃尔弗森尸体的盛尸袋曾经装过一名男性黑人被害者，所以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上出现的这一根黑色阴毛是盛尸袋上的——以前的工作忽略了这些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
科学探案
作者：科林·伊万斯
心理痕迹
犯罪行为受犯罪意识的支配。听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为了寻求犯罪行为的动机，即“解除疑虑”，侦探们用心良苦，目前把寻求犯罪动机逐步转向心理学。在法庭界，没有别的技能能唤起这样的争论，特别是在英国。心理学概念的实质要求重视犯罪分子在现场遗留下的心理痕迹。通过这些线索，可以构建出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结构。通常感觉、观察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贯穿于心理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所以仅通过研究犯罪情况，只能从侧面描述上获得成功，而完全依赖心理痕迹是不能破案的。
心理痕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心理痕迹不完善的构想，形成于1932年的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绑架案中），但它在最近才被法律执行机构接受。时间较长的代价迫使心理学只能使用在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中。但作为传统研究技术的附属品，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毋庸质疑，早期的心理痕迹应用的显著成功助长了心理学在案件侦破中的有效性、危险性及过分的自信。
从关于心理痕迹的争论来看，对作案人心理刻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犯罪类型的研究为犯罪心理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又有一定的危险性，保证每起案件的客观性是不容易的。心理痕迹是通过种种迹象，追溯既往，即通过过去的犯罪行为，解决当前的犯罪，并提出建议。精明干练的心理专家注意到，人类对于犯罪的打击力量是永远的、无限的。
乔治·梅特斯凯
时间：1940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这是通过心理痕迹成功侦破的第一起案件，它使一个多年在纽约作案实行恐怖活动的投弹手被俘。
案件开始于1940年11月16日，令人头疼的个人系列犯罪案件拉开了序幕。那天，在坚固挺立的爱迪生大楼的一个窗户边发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炸弹包旁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上写着“打倒爱迪生，恶棍爱迪生——这是为你准备的”。警方认为这是有人针对向纽约提供电能的公司而作出的恶意恐吓活动。
1941年9月，又一个因时钟的导火线机械结构没有被拉开而未能爆炸的炸弹在第十九大街被发现。三个月后，在珍珠港，曼哈顿的警方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上写“我不再为这个持久的战斗准备更多的炸弹——我爱国的感情已经让我下了决心——我要揭发虚伪的爱迪生——他们将为他们的懦弱行为付出代价……F．P。”这封信件是用墨水写在一张平坦的白色纸张上的。
在1941年和1946年，十六封相同的信，在一些报纸以及旅店和店铺等部门出现，爱迪生公司也收到同样的信。接着，在1950年3月29月，第三颗炸弹出现在大中心车站的地下室。虽然没有爆炸，但这预示着暴徒已经把魔爪伸向建筑物。1950年4月24日，又一个炸弹炸毁了纽约的大众图书馆边的电话亭。随后，暴徒又设置多颗炸弹，其中几颗得逞，几颗未遂。在其中的一次小型爆炸中，令人惊奇的是，剧院中除一张椅子外，没有其他的损伤。政府积极为民众消除惊恐，却没有领略投弹手的意图，这种沉默激怒了恐吓信的作者，于是他加剧了对重要场所的攻击。
在1951年和1952年之间，4颗以上的炸弹爆炸了，这个疯狂的投弹手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1953年，又有4颗炸弹爆炸了。第二年，爆炸事件一直不断。其中包括电影院的椅子里埋放的爆炸材料爆炸，炸伤4人——有2人已经生命垂危。1955年，又发现4枚炸弹，其中2故没有爆炸，这两枚炸弹被发现安装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投弹手的恐吓信变得长了，而且更加的刻薄。上写“要使用54枚炸弹——打4次恐吓电话——这些炸弹一直炸下去，直到爱迪生受到审判”，落款还是“E．P。公开的暴行
1956年12月12日，又一颗炸弹爆炸了，这也是最有杀伤力的一颗炸弹。它炸飞了布鲁克林地区至上剧院的整个座位，炸伤了6个人。于是大规模地抓捕这位投弹手的行动展开了。首先聘请了纽约精神保健理事、心理学家霍华德·芬尼博士和詹姆斯怖鲁塞尔博士给暴徒画像。霍华德·芬尼博士本人在法庭精神病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他利用暴徒恐吓信所提示的信息，向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提供了爆炸手本人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是一个患有偏执狂病的中年男子；性格内向；年龄大约在40岁到50岁，且体格好；他可能是个孤单的单身汉，也有可能和一位老妇人生活在一起；此人爱整洁；脸上的胡须刮的非常干净；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外国血统；是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工作器具通常摆放非常整齐；但对妇女不感兴趣；他是南斯拉夫人；信教；一旦在工作中受到批评，脾气会变得像火焰一样激烈。此人作案的动机是：被解除职务或者受到谴责，却自命不凡，于是久积成怨。他的恐吓信由西切斯特寄来，这不是他的真实居住地，他不会愚蠢到要从自己的居住地寄来这些信，或许是由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一个地方邮寄这些信件的，其居住地点最可能的是布里奇波特和西切斯特。从他的居住地到纽约不得不经过西切斯特。犯罪嫌疑人已经得了一种很糟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