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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听说这种事时大概只会跳起来。”她说，“我现在就可以听见他说，‘病了，它病了？那好，它是你的狗，布莱特，你自己照看它，我有太多的事，没有时间浪费在你的那条野狗身上。”’
布莱特不高兴地点点头。他自己也这么想，乔在厨房里闷闷不乐地一边吃饭，一边还大声播放体育新闻，也让他确信这一点。
“如果你就这样离开它，它就会去找你爸爸要东西吃，你爸爸就会照顾它。”沙绿蒂说，“尽管他从来不说，但他几乎就像你一样爱库乔，如果他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就会把它送到南巴黎的兽医那儿去。”
“好吧，我想他会。”妈妈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他还是不太高兴。
她弯下头在他面颊上吻了吻。“我想告诉你，只要你愿意，今晚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你看怎么样？和他通话时，你就随便地问一句，‘你在喂我的狗吗，爸爸？’然后你就会知道。”
“好。”布莱特说，他满意地看着母亲，她也向他微笑，相信已经避开麻烦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乔把车退到门廊的台阶前，开始一声不响地装他们的四件行李（沙绿蒂偷偷摸摸地在其中的一件里放进了她所有的六本快照集）之前一段似乎无限长的时间里，他们遇到了新的烦恼——一乔把车开走以前，库乔会不会溜进后院，缠住乔，然后问题又来了？
但库乔没有出现。
乔放下乡绅车的后尾板，把两件小行车交给布莱特，自己拿了两件大的。
“女人，你带了那么多行李，我真怀疑你是要去做一次里诺离婚旅行，而不是南下去康涅狄克州。”
沙绿蒂和布莱特不自在地笑了。这话听起来好像试图在说幽默，但对乔·坎伯，你什么都不能确信。
“也许真会有这么一天。”她说。
“我想那我只好追上你，用我的新链吊把你拽回来了。”他脸上没有一丝笑，绿帽子古板地扣在后脑勺上。“孩子，你会照看好你妈吗？”
布莱特点点头。
“好，这样就好。”他量了量布莱特。“你已经长得那么高了，可能已经不会给你的老爸爸一个吻了。”
“我想我会的，爸爸。”布莱特说。他紧紧地搂着父亲，吻他粗糙的面颊，他闻到汗臭味和隔夜伏特加酒的味道。对父亲的爱让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吃惊，他有时会体会到这种感受，而且总是在毫不经意的时候（近两年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他母亲大概不知道，告诉她大概她也不会相信）。这种爱和乔·坎怕日复一日地对他和他母亲所做的事毫无关系，它是一种原始的生物性的东西，但他可能永远难以从中解脱出来，那是一种会萦绕人一生的由多种梦幻般的内容形成的印象：烟味，镜中双面剃刀的影子，悬在椅子上的裤子，某些咒骂的话。
他的父亲拥抱了他，然后转向沙绿蒂。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她下巴下，把她的脸抬起了一点。低矮的红砖房后的停车场上，传来一阵低沉的汽车启动声，那是隆隆的柴油机的声音。“玩得开心。”他说。
她的眼睛浸满了泪水，她迅速把它们擦掉，那种姿势有点像在发火。“会的。”她说。
突然那种绷紧的、闭塞的、捉摸不定的表情又落到他的脸上，像啪地合上的武士的面盔。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乡下人了。“把这些包都搬进去，孩子！感觉这个里面有铅……老天帮把劲！”
他和他们留在一起，直到四个包都检查过。他仔细看过每个包上面的标签，一点没注意到抬包工那种屈尊似的逗乐表情。他看着抬包工用一辆独轮小车把行李推出去送到汽车的狭道里，然后转向布莱特。
“跟我到人行道上去。”他说。
沙绿蒂看着他们走出去。她坐在一个硬座上，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块手帕，非常烦恼。看起来好像他只是祝她玩得好，然后要把孩子带回家。
在人行道上，乔说：“让我给你两条建议，孩子。你可能一条都不会用，男孩总是这样，但我想这不会妨碍父亲说出它们。第一条是这样：你要去见的那个人，那个吉姆，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块狗屎。我同意你去进行这个短期小旅行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你已经十岁了，十岁的人应该已经能分辨得出粪块和香水玫瑰了。你见到他就会明白。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弄一些纸。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麻烦中，有一半就是出在这种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脑子和手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了。”乔的面颊像开始在发烧，“他只是一块狗屎，可能你现在会不同意我的话，去那儿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布莱特说，他的声音不高，但是很沉着。
乔·坎伯微微笑了。“第二个建议是，让你的手捂好你的口袋。”
“我没有钞——”
坎伯取出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有，你现在有了。不要在一个地方把它花光。笨蛋总是很快和他的钱分开的。”
“好的，谢谢你。”
“再见。”坎伯说，他没有要第二个吻。
“再见，爸爸。”布莱特站在人行道上，看着父亲钻进汽车开走了。这是布莱特最后一次见到他。
同一天早上八点一刻，加利·佩尔维尔穿着尿渍斑斑的内裤从屋里出来，对着金银花撒尿。他固执地认为，有一天他的带着酒气的尿会让金银花作呕得枯萎。但这一天还没有来到。
“啊——我的头！”他大喊，浇灌爬上他篱笆的金银花时，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抓着头。他眼睛里有一道道鲜红的小点。最近他的心脏像个老水泵那样卡喀卡塔地轰鸣，好像抽的不是血，而是空气。在他快把自己拉光（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又从皮包骨的两腿间咕噜咕噜地大量地排出他那恶臭的肠胀气后，他感觉到一阵猛烈的胃痉挛。
他转身要回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降叫声。这是一种低沉、有力的声音，它就从他长满金银花的庭院边缘和外面的干草场相汇处的外侧传来。
他迅速转向那声音，他忘了头痛，忘了心脏卡喀卡哈的轰鸣，忘了胃痉挛。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脑海中没有重现法国战争中的幻景，但是现在他有了，突然间他的思想在尖叫：德国人！德国人！全班卧倒！
但不是德国人。草分开的时候，出现在那里的是库乔。
“嘿，孩子，你嗥叫什——”加利说着，结巴了。
从他上次看见疯狗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但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那时他刚结束一次露营旅行，顺着东港线回头，正路过马基亚斯的阿摩考车站。他开的是那辆地五十年代中期买的印第安摩托车。一只喘着粗气、骨瘦鳞峋的黄狗像一个鬼魂，在那个阿靡考车站外游荡。它侧面的躯体随着急促的呼吸凸凹变化着，泡沫像稳定的水流从嘴角滴下，它的眼珠狂乱地翻着，后半身粘着一块块粪便。它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滚，好像有某个刻薄鬼半小时前刚掰开它的嘴，向里面灌满了廉价威士忌酒。
“棒极了，它在那儿。”修车工说，他扔下活动扳手，冲进连通到车站停车场的一间拥挤、昏暗的小办公室里，出来时他沾满油污、指节粗大的手里握着一支·30——30手枪。他迅速跑上柏油停车场，单膝点地，开始射击。第一枪低了，一片血云中子弹削飞了那只狗的一条后腿，但它却几乎纹丝不动（那情景加利记得很清楚、库乔现在就这样），然后它只是四面看了看，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修车工的第二枪几乎要把它劈成两半，黑红色的溅射中，那条狗劈开的躯体撞上车站旁的一辆摩托车。不一会儿，又有三个男人开车进了车站，他们是华盛顿县三个个头最小的男人，肩靠肩挤在一辆1940年造的道奇小货车的驾驶室里，都带了武器。他们鱼贯而出，对着死狗又开枪射击了八到九枪。一小时后，当修车工刚在加利的印第安摩托车前按上一个新前灯时，县狗类官员驾着一辆乘客测设有车门的斯都德贝克尔车来了。她戴上一副长橡胶手套，切下黄狗脑袋的残留物，送到州健康福利部去了。
库乔看起来比多年以前的那条黄狗敏捷得多，但其它特征几乎完全一样。还没有病入膏盲，他想，更危险！圣耶酥，该去拿我的枪——
他开始往回跑，“嗨，库乔……好狗，好孩子，好狗子——”库乔站在草坪的边缘，巨大的脑袋低着，眼睛发红，像蒙着一层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