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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走了过去，拖把在门后，她拿着拖把回到了房间门口。里面隐约传来对话声，姚若夏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对话。“太不小心了！”李从安说着。
李父没说话，看着李从安继续清洁着床上的被褥，突然从他病恹恹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我做过一件错事！”李从安怔了一怔，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擦着被子。
李父叹了一口气。
李从安保持着沉默，他坐到了父亲的身边。
“给我一根烟！”父亲指了指李从安的口袋。
这个状态的病人是不宜抽烟的，可李从安想了一下之后，还是从包里掏出烟，抽出一根点上递给父亲。
“听说你去查过泰民制药厂？”父亲吸了一口，猛烈地咳嗽起来，李从安慌不迭地上前扶起来父亲，拍打着他的脊背。李父稍微缓过来一些，“听说你去查过泰民制药厂？”他还是没有放弃。
李从安不知道怎么回答，当真的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李从安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帮我把枕头垫高点。”李父说着，李从安上前，把病床上的另一个枕头拍软，搂起父亲的脑袋，垫在他的脑后。
“是谋杀，不是意外。”李父再次说道，“一切都是报应，当我听说刘一邦被谋杀了之后，就应该想到，一切都是报应。”
“嗯？”李从安又是一愣，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了一会儿，“是的。”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是问句，可父亲的语气听上去就像是已经知道了答案。
姚若夏侧着耳朵听着门里的动静，李从安没有回答，姚若夏很想知道李从安心里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她不知不觉地又停顿了自己杀人的脚步。
这是怎么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法回头了，所有的仇恨就应该在这间病房里做一个了断。可自己为什么就是下不了手？
不需要机会，当一个人破釜沉舟地要杀掉一个人，根本不需要等待机会，她只要进去做一个物理的动作。
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想过要逃出杀人现场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谋杀能像现在如此光明正大？可就是下不了手！
“难道我爱李从安？”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她的脑海。
这让她感到恶心。和仇人的儿子相爱是可耻的。就是病床上的这个男人，让父亲死不瞑目，让自己漂泊了二十多年，找不到归宿。
和他的儿子相爱、和他做爱，就是为了毁灭他们！
姚若夏不知道在当下的这个时代，这种颇有古典文艺气息的复仇方式，能不能触动仇人。可是这是她能想到的毁灭他们最彻底的方式。但最后退却的却是她自己。
“难道我真的爱上了李从安？”姚若夏愤怒地想要把这个念头赶出自己的大脑。
她的手紧紧地握在门把上，她听见李父在里面又说了一句话：“我曾经做过一件错事！”
姚若夏的心一抽，再次停住了她的行动。
李从安依旧没说话，如果父亲不讲，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当警察？”李父吸着烟，刚刚从死亡线上回来，仿佛一下顿悟了许多东西，看着烟雾升起在半空。这个开场犹如要讲一个漫长的故事，李父憔悴地看着窗外的远处，仿佛就在回忆自己的一生。
※※※
“从我第一天穿上警服，到了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只做过一件错事，”李从安的父亲又强调了一遍，“可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
李从安依然不说话，他已经基本知道父亲要说什么，自己能够怎么回答呢？如何回答呢？
“我们这一代人，吃了很多苦！”李父继续走在自己的回忆中，“这个国家从成立到今天，所有的代价都承担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才让你们有了今天的幸福。”
他说着，“当我们正在成长发育的时候，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当我们需要受教育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当养儿育女的头等大事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国家却说只能生一个。
“比起现在这些小孩，因为看不了演唱会就痛苦，因为早恋被反对就迷茫，我们的青年时代，比你们更要痛苦迷茫得多。
“我们受了那么多委屈，能跟谁说？”李从安的父亲看上去很无奈，“我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职权索要过一分钱的贿赂，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收取过一分不义之财。如果说有什么假公济私的地方，那唯一的就是坚持让你也成了警察。可这难道有错吗？你现在比别人高出了一大截，别人破不了的案子，你到那儿就能给破了，说实话，我很为你感到骄傲！”李父的语气激动了起来，“坐上我现如今的这个位置，有的是让我发财的机会，可我从来没有干过那样的勾当！”
李从安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
“泰民制药厂在十几年前，曾经从国外引进了一套设备，作为招商引资在本市医药领域的第一次合作，从上至下是把它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顿了顿，“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黑白分明，也许我们不会有那么多困惑了。”李从安知道父亲讲到了重点。
李从安不想打断他，父亲现在就像走在幽黑的深谷里，他也在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走往富强的路途中，一定会遭遇难以启齿的过程。”李从安的父亲高屋建瓴地说着这些话，听得出来，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李从安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对国家有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情愫。
“在国外发达的医药和法律体制下，一种新药的面世要经过几层甚至几十层的检验论证才能上市，期间稍微有一点闪失，就会导致新药的流产。但在中国，程序被大大简化，衡量的标准也要低很多。国外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被临床运用的药物，在中国也许一年半载就能上市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可这样做有什么错？当一个国家落后的时候，就是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在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配方，另一方面，从我们的制药厂出去的药，难道能说它们没有在治病救人？”
李从安依然没有说话，他在听着父亲讲，坦率地说，自从李从安懂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现在的这种状态，像个孩子，在据理力争一件或许是错误的事情。
“那一头是国外公司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它意味着我们的制药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人能被这些药治疗好疾病，”李从安的父亲接着说道，“另一头却是个由失误导致的事故——”李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李从安上前把父亲扶端正起来。
李从安从这些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已经基本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李从安所谓的事故涉及邹萍的父亲邹国庆。
“邹国庆只是一个意外！”李从安的父亲粗喘着气，可他倾诉的欲望一点没有减退，“没有人知道他在一周之内来过医院试药试了那么多次，当时的管理不规范，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可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李从安心里想着，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我们讨论了很久，邹国庆是因为试药时出了问题，是医院无法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谁也不敢把这件事公布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事儿一曝光会带来什么难以想象的后果，和外商的投资谈判当时正在进行中。所以我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要低调处理。你在第一线工作了那么久，能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
李从安抬头看了眼父亲，突然觉得父亲苍老了很多。
“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罢了，我承认我的懦弱，还有一些自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服从命令。我的任务就是要安抚好邹国庆，让他接受我们的私下协议。”
“那为什么又搞出了后来那么多事儿？”李从安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儿，邹国庆接受调解，我们就必须让他在篡改过的鉴定书上签字。这就成了一个悖论，签了字其实是变相地承认他的意外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在赔偿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为了让他‘知难而退’，有时候就必须给他一点压力。”
李从安明白这里“压力”的意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穿着这身“警服”吓人，他心里有点不舒服，中国的老百姓很老实，这一招有时很管用。
“邹国庆接受了我们的协议，拿了赔款，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去盗窃医院的财务科！可偏偏就在他去偷窃的同时，发生了一些意外，这就叫天命，”他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