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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被李父看到了，“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这是命中一劫，”李父开着玩笑，“躲也躲不过！”
姚若夏背过身去，她已经学会了如何不让情绪写在脸上，可为什么今天这么脆弱？
她把放在桌上的暖瓶打开，倒了一碗热羹在小碗里，端到了李父的面前。
“麻烦了！”李父很有礼貌地感谢姚若夏，姚若夏看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进去。
“小姚，今天不用上班吗？”
“嗯，我请了假。”
“我这没事的，别影响工作。”
“不会的！”姚若夏笑笑。
这羹里混着一定剂量的安眠药，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沉沉睡去。
姚若夏打开了电视，这间病房是两张床，另一张床空着，电视里播放着不知名的电视剧，姚若夏看不进去，她矛盾的心情犹如在迷路的十字路口。
刚才的信念哪去了？
药效来得很快，想必李从安的父亲不好意思赶走姚若夏，强撑了一会儿，估计还是难以抵挡疲倦，传来了低鼾声。
该行动了，姚若夏看着病床旁吊着的营养液。她必须行动了。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从裤袋里取出药瓶和注射器，针头插进了橡皮盖子，吸出了药瓶里的混合液体。她转眼看见睡着的李父的脸，有些苍老，和李从安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此刻，她似乎又在动摇着自己的信念。
该不该做？她在问自己。电视里播放着电视剧的片尾曲，是个温暖悠扬的曲子；阳光斜射进来，撒了一地金黄。
该不该做？姚若夏又问了自己一遍。
第十四章 犯罪心理地图
李从安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宾馆的大堂经理，西装革履站在有空调的大厅里迎接客人。
这和他现在的职业相去甚远。要不是父亲从小就把他当做接班人，并不惜采用强制措施，没准人们认识李从安，更多的是从商业杂志的封面上。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带进了刑警队玩耍，那时候，父亲还没有调入公安大学，作为在本市公安系统有名的硬汉，李父的名字几乎真的可以说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然而这一点并没有被李从安很好地继承，按照李父的说法，“我儿子偏文”。就算在烟雾缭绕，伴随着形形色色的骂娘声的刑警队中熏陶长大，但一直到了后来他都没有一个“警察的样子”。
他被人更多地称之为“学者刑警”。这是相对于那些精通格斗擒拿、身怀绝技的人士而言。当李父看到儿子在公安大学所有体能测试都刚刚及格挂个零之后，差点失去了信心。没想到李从安后来却从审讯心理学突破，不仅成绩优秀，且颇有建树，弥补了在其他方面的不足。
这是一个典型的子承父业的发展脉络。如果没有李父这层关系，并在背后不厌其烦地支持，没准还没等到李从安学以致用，在业务上显山露水，就已经被淘汰了。
一开始，李从安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像封建专制者那样安排自己的前途。以李从安的条件，满可以找一份稳定舒心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而不是现在满身尸臭味地和这个世界上最变态的杀人重刑犯打交道，直到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他刚进刑警队，业务上不熟练，经常做些“留守”的琐事。其他同事受命抓捕逃到该市来的一个全国通缉犯。追捕工作一共进行了七天七夜，最后发现通辑犯躲进了一所民宅。李从安没有出现场，在公安局遇到了来找大刘的一个女人。
大刘二十八岁，刑警队成员，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结婚三年以来，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独守空房。
“这些我都能忍了，”女人坐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向李从安抱怨道，“可这次不行！”
原来大刘的岳父患了急性胰腺炎，已下了病危通知单。再不见，估计就成了终生遗憾了。
李从安也觉得这事是大刘做得不对。“嫂子，回头我让队长说说他，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不反对你们工作，你在刑警队里打听打听，嫂子是那种胡搅蛮缠拖后腿的人吗？”
“嫂子当然不是！”
“就是，可小兄弟你说今天这事成不成？”
“不成，回来之后我一定让队长批评他！”
“现在不能打电话吗？”
“现在肯定不行，他们正在行动中呢！”李从安为难地说道。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中途李从安去了别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回来了，逃犯被成功抓住，但大伙却没有欢天喜地，气氛不太对，没有人说话，抽了满屋子的烟。嫂子沉默地坐在房中间。
李从安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上前叫了一声嫂子，没想到她居然哭了，而且是号啕大哭，就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她的丈夫牺牲了。
这是李从安第一次接触死亡，第一次直面这个职业的危险。警察不是花拳绣腿的摆设，而是真刀真枪地跟歹徒干。说不怕那是假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说有多高的情操那也是虚的，穿上了警服，风里来雨里去，刀光剑影，甚至不惜搭上生命，仅仅是为对一份职业道德的遵守。
这样的道德，满世界都存在着，未必警察这样干了，就会显得有多高尚。
这件事给了李从安极大的影响，他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一直要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刑警了。这不仅仅是职业上的继承，警察每天都面对穷凶极恶的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父亲结了很多仇人。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最坏的情况下，承担起保护家庭的责任。
这件事就像是一剂兴奋剂，突然间催醒了李从安的潜能。这就是命运，从你从事警察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危机四伏。这是李从安后来琢磨出来的道理。
在邓伟说“认出了”自己之后，就一句话也不肯再说了。同事想吓唬吓唬他，被李从安打断了。对于一个有着十五年监狱经验的人来说，用来抗争世界的唯一做法就是沉默。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死穴，没有沟通，就无法建立起通往彼此世界的桥梁，这样的人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它捧入怀中，让它感受温暖。这需要时间，而时间又是李从安目前最缺乏的。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
邓伟突然的沉默给了李从安很大的灵感，他说认出了自己，仅从自己的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这个动作意义非凡，对李家稍微熟悉一点儿的就会知道，这是李家的标志性动作，在感到轻松的时候，李从安和他的父亲都会做这个动作。
这就意味着，邓伟不是认出了自己，而是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父亲确实认识刘一邦。他想起了父亲那个突兀的摸鼻子动作，十五年前，那个时候父亲正在这个片区做刑警，会不会和这个案子有关呢？
李从安尽量让心跳慢下来。
“是不是因为父亲受伤，我的精神过于紧张了，才会有这些臆断？”李从安自己问自己。
告别了邓伟，李从安和民警开车回了分局。他的心思全在自己的疑问上，专案组的同事在向他汇报着案子的最新进展。
“队长，队长！”民警叫着他把他的思绪从思考中拉了回来。
“哦，你接着说，我刚刚在考虑问题，走神了。”
“要不要歇一会儿？”民警尝试着问道。现在他父亲受伤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局里。
“没事，接着说吧，有什么好消息没？”
“没有，刚刚说到我们走访了相关群众，派出所、居委联防那边都通知到了，不过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接着查，难道他还能隐形不成！”
“是！”
民警一走，李从安站了起来，在临走之前想了想，还是打电话让档案室里的同事，帮忙调出当年邓伟的卷宗。
他出了门，转上了马路，一路开车去了电信局。
找到电信局里相关的工作人员，李从安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
“来查个电话。”
“谁的？”
“我把号码给你。”李从安掏出一张名片来。
工作人员很快拉出了一长串电话号码。
李从安看着上面的数字，一行接着一行，心情却很复杂，最后他的心还是一紧，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号码。泰民制药厂闫厂长的手机，就在“试药”事件调查变卦的前一天，接到过一个电话。
没错，是父亲的手机！在自己和父亲提到刘一邦之后，是父亲打了电话给闫厂长，才导致他们变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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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公园里出现的尸体，尸源查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下发到各市区县的五千张协查通告得到了回复。本市圆通运输公司货车司机徐继超，失踪三日，通过体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