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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里菜贵得让人难过，和十几年前相比，钱就像一夜之间贬了值。他走在专营蔬菜的二楼，发现想要吃点新鲜的蔬菜，比鱼肉还要贵些。他悻悻地又回到了一楼。水产的摊位上放着一堆已经散发出臭味的小鱼，他拨弄了两条到袋子里，从口袋掏出一把毛票，挑了最破的几张，给了老板。
“吃点带鱼吧！新鲜！”
他矜持地笑笑没说什么，拎着袋子转身走了。他在菜场口的小杂货店买了两瓶三块钱的白干、一瓶醋，又拿了一包花生米，突然看见边上的蛋糕店围满了人。他挤了进去，挑了两块塑料包装的豆沙面包，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价格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他心满意足地从人群里又挤了出来。
他走在巷子里，大概一点多钟的样子，那个女人正蹲在路边的阴沟旁刷牙，三十多岁，穿着黑色的丝袜，披着一条米黄色的滑雪风衣，棉拖鞋，染成黄色的头发很久没洗了，油得发亮，贴在肩上。
他走过去拍了她一下，她吓了一跳，转过身认出了男人。男人掏出一个面包来塞在她手里。那女人歪着头看日期，抱怨道：“都过期了！”
“没有，还有一天。”男人像个小孩一样，认真地申辩着。
女人走出的那家发廊里，几个打扮得同样妖艳的女人哧哧地笑。男人呵呵傻笑，不好意思地走了。
他进了灰暗的楼，爬着狭小的木质楼梯，灯光昏黄，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家，墙上爬着通往各家各户的电线。他住在最顶端的一家，只有八个半平方。就这点地方，还是居委会照顾他腾出来的，原来是个仓库，充满了霉味。
男人准备做饭，液化气貌似快没气了，火小得让人发心急，他不知所措地站在炉子前等水开。楼梯传来脚步声，一步一步铿锵有力，不一会儿，他看见黑暗中两张男人的脸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找邓伟。”
“你找他什么事？”男人警觉地看着两个人，都是中等个，一个三十出头，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都是干净的板寸，站在他的面前。
“你就是邓医生吧？”问话的那个，像是能看穿人在想什么。
邓医生？这样的称谓已经多少年没有人叫过了，男人愣了半晌，才算反应过来：“我就是。”他依旧保持着警觉，这人好像有点脸熟，记不清在哪里见过。
李从安盯着这个男人，很难将他与医生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他现在就像一个最普通的社会底层人员，窝在城市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穿着绛紫色陈旧的外套，深绿色的粗线毛衣露出了领子，脸上皱纹密布，裤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乍看上去，根本不会想到是个才过四十岁的中年人。
李从安眼睛扫了一下，身后的屋内简陋破败，甚至比刘一邦的住处都不如。屋顶上吊下来一盏灯，家具矮小敦实，很有年头的样子，单人床上铺着条纹的浅蓝色床单，床头放了一本张贤亮的《绿化树》。
专案组其他的民警被安排去调查城中公园那桩谋杀案，包括确定尸源身份、确认凶器、寻找第一现场、查找第二现场、城中公园的地理意义等，而他自己却来到了这里。
药头“麻子”说，据打听，有个“资格”比他更老的“业内人”听说过刘一邦，十五年前，在这行刘一邦甚至还算是个名人。那年刘的一个老乡叫邹国庆的被人失手弄死了，据说是“试药”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后来凶手坐了牢，前不久刚刚被放出来。
他原本只是“带着查”的这条线，居然挖出了另一件刑事案。得知刘一邦在十五年前也经历过一场谋杀案之后，他还是决定放下手上其他的事儿，亲自过来看看。肖海清的推理认为刘一邦本来就是要被杀害的，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关于刘一邦的调查，前期做的工作就太少了。
“药头”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李从安还来不及去调阅以往案子的档案，1998年之前的案子没有上网，得去档案室，从垒起来超过两人高的文档中逐一搜寻，与其那样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找到邓伟先问问来得直接。
他说他就是！
李从安的视线重新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脸上。他看到了男人麋鹿那样时刻准备着的警觉，仿佛一不留神就会沦落成猎物。李从安对长期劳教重返社会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但他想，这种警觉似乎有点过了。
“你不用紧张，我们来只是了解一些情况，有关你十五年前的那个案子。”李从安开门见山地说。
“都是我做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邓伟缓缓述说，不带任何情绪，就像回答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那样自然，“邹国庆是我杀的，我已经坐过牢了。”
他说完突然开始紧张起来，问：“你们不会再把我抓回去吧？”
李从安感觉这其中有问题。邓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
他正在想谈话的策略。
重案犯见过不少，可重案释放犯，倒还真是第一次遇见。让他在时隔十五年之后，再重新回想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情，多少会有一些障碍吧。
“你们不会连过失杀人的罪名都不给我，要把我拉回去毙了吧！”邓伟突然激动起来。
“我们只不过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李从安不太理解邓伟的反应，不知道哪儿触动了他，“没有别的意思，有另一桩案子，可能需要你协助配合一下。刘一邦死了，”李从安小心翼翼地说道，“谋杀案，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在‘试药’时的一些情况，看看能不能对案子有些帮助。”他没有提到万吉朋，不想干扰邓伟。
“刘一邦死了？”邓伟显得很吃惊，他眼角深深的鱼尾纹朝两边倾斜下去，李从安看出他深深的愤怒。
“报应！”邓伟说道。
报应？他们有着深仇大恨？这个回答让李从安有些意外，他觉得邓伟肯定知道些什么。不过，他还认为邓伟对警察有着极大的不信任，但似乎又不得不竭力表现出自己的配合，这种感觉就像是受辱于强大者的弱小人士，无奈与强压的愤怒并存，让他看上去反而有些逆来顺受。李从安根据初步的印象，分析着邓伟的性格特征。
“出来多久了？”他放缓了交谈的节奏，对待这样的人，应该潜移默化地拉近距离。
“快一年了。”邓伟依然狐疑，李从安看得出来，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吗？”
“挺好的，感谢政府。”转移话题，使得邓伟稍微放松了一点儿，“这套房子，也是街道干部为我争取来的，我没去闹过，不给政府添麻烦。”他又着重地说道。
李从安尽量让自己表现得不像警察，而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居委会干部。“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是说和你进去之前比，变化挺大的。”
“是啊，很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
“家里人还在吗？他们有没有来看过你？”
邓伟没说话，双颊的肌肉颤了颤，流露出一丝悲伤。李从安没有接着往下问，他想他触到了邓伟的痛点，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在做饭？”他指了指砧板上的鱼。
“嗯。他们已经去世了！”邓伟强忍着愧疚和忧伤说道。
李从安已经尽量在语气上表现出对刚才这个突兀话题的歉意，并在暗示他，可以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可邓伟还是回答了。要么就是自己的暗示不够，要么就是十几年的牢狱生涯，已经在邓伟的体内植入了“服从的基因”。
“是的，在做饭。”邓伟按顺序回答着。
“别做了，走吧，”李从安想到了更好的谈话方式，“我们也没吃饭，一块出去吃吧，我请客！”
李从安点了剁椒鱼头、辣椒鸡肠、红烧肉和雪花鸭，还有一瓶雪花牌啤酒，他将啤酒打开，倒满后推到了邓伟的面前，自己则和同事要了两碗饭。
“你们不喝点？”邓伟局促地坐在对面，好几次，他咽了咽唾沫，抿了抿嘴唇，李从安可不认为他这是因为紧张，更多的原因，是他真的饿了。
“我们是工作时间，不能喝，没事，你喝吧，我们吃饭。”
邓伟喝了一口，大半杯啤酒就下了肚，看上去酒量不错。
“来，吃菜，”李从安往邓伟的碗里夹了块肉，“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邓伟举起了筷子，原来是个左撇子，李从安想着。在得知邓伟的工作之后，李从安有些吃惊，他可以找份更好的差事。
邓伟一边矜持地吃着菜，一边诉说出狱之后的种种不适应。“变化太大了！”他说道，“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用电脑，可自己连打字也不会，我正在存钱，然后也买一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