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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已经是十月，太阳落得比较早，容易腐烂的炎热季节也已经过去。还有一个有利的要素，今天是星期六，果菜店的卡车往往要多停些时候。我找出搬家打包用的行李绳，趁太田夫人不注意，溜了出来―如果我傍晚到庭院里去，夫人也要唠唠叨叨。
我绕到后院，隔着水泥围墙，看到卡车仍然停在那里。我用绳子拴住一块小石头向上投掷，想把绳子挂到树枝上去。尝试T几次，绳子终于挂上去了。接着用竹竿把绳子推到围墙外边卡车的上方，卡在那里的一个树瘤上。这一切都做好了，接着就是把绳子的两端打成一个结，抛到屋檐下边我房间的窗台上。这更难了，我几乎要哭出来，历尽周折，总算大功告成。天完全黑下来，水泥围墙的另一侧，闲谈还在继续，看来时候还没到。我留意着太田夫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我将绳子的一端连接在尸体上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我能用这块毛毯包着尸体吗？万一有人发现这块毛毯是我的怎么办？搬家的时候，太田先生和夫人都看见过，我不能指望他们认不出来。我开始生自己的气，怎么事先没想到呢？！最后别无他法，我只好把毛毯从尸体上剥了下来。
尸体已经变硬，虽然用手指按住还能凹瘪一下，但的确已经相当僵硬。我含着泪，心想还是不要一圈一圈地捆紧，只把绳子兜在小女孩的肋下，这样等尸体被发现时，应该看不到绳子。不能让人猜出尸体的来历，不能给人留下追查的线索。我想，只要绳结不立刻松开就可以了。把女孩的尸体顺着窗户垂了下去，然后紧紧拉住绳子，免得尸体垂得太低。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十分恶心，胃剧烈地收缩，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不管我怎样用力拉着绳子，女孩的尸体仍旧擦碰着周围的树枝，摇晃着滑向黑暗中。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尸体终于吊到了最高的树枝上。黑暗之中，谁也没有注意这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安心等待坡道上的人们安静下来。终于，主妇们的声音低下去了，人们渐渐散开，脚步声都远去了。卖菜的老板开始拾掇他的摊床。现在正是时候，我一点一点地放松绳子，轻轻地把尸体落在篷布上那就大功告成了。好，好，成功了！我确信自己已经成功了。下面一片漆黑，还不算太费事，一切应该没那么糟糕。
我握紧绳子的手轻轻松开了。啊？绳子没有反应。我松开了拉紧绳子的手，但绳子却无力地垂着。定睛一看，模模糊糊中发现尸体原来仍然吊在树上。
我吓了一跳，赶快往回收绳子，可它纹丝不动。我吓得头发都倒立起来了，简直要哭了。绳子肯定在树枝分权的地方被夹住了。我一边哭一边用力拉绳子，不管我怎么用力，它就是没有反应，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时的绝望心情。
看来我将不得不结束在人世间的生活了。此时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是拼命地拉绳子。大楠树的枝叶摇动起来，可能已经惊动了下面的老板，但我已经顾不了许多。今天如果不把尸体弄到车上，我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啊！”我惊叫了一声，突然一屁股跌坐在地板上。出了什么事？再去拉绳子，它顺顺溜溜地收回来了。我弄了半天才明白绳子已经断了。这根质量低劣的草绳承担不住什么重量。这时，卡车引攀呼呼地已经发动起来了，声音格外响亮。尸体呢？我跳起来趴在窗台上，只见卡车摇摆着，向坡下远去了。可是，小女孩的尸体仍然吊在树上。
那天晚上，我开始发高烧，说胡话，但夜里到底说了什么，却完全不记得了。高烧一直持续到星期一，医生的诊断是我过于疲劳。高烧时，我想到了自杀。首先要给父母写一封遗书，我开始在头脑中打草稿。
星期一上午，烧退了。我终于能起床了，就挣扎着到窗口去。
外面的尸体肯定被人发现了，但我一直处于高热昏迷状态，没有听到半点风声。
现在怎样了？结果，小女孩的尸体仍然吊在枝权上。大楠树伸出浓密茂盛的枝叶，就是白天树下也很昏暗。尸体被树叶掩盖，很难被发现。即便如此，竟然没有人在坡上走过时抬起头来。尸体悬挂至今仍无人发现，简直匪夹所思。
星期一这一天刮着轻风，傍晚，果菜店的卡车再次来到树下。它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到黑暗坡来。
就在那天傍晚，尸体被发现了。我事后听主妇们描述过，下面我要以目击者的口吻来记录整个经过。
（前面己述，省略。）
我想，这下可真的完了。但说来也怪，警察并没有找我问话。
大家普遍的看法，这是街上那些贼眉鼠眼的变态家伙的暴行。但我心里知道，在一般情况下，誉察应该不会让我漏网。而恰在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个案件最后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这事件之后不久，我的生活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因为战争，我离开了学校和太田先生的家，跟随父母疏散到了信州。后来父亲因为商务需要去了东京，结果死于空袭。祸不单行，不久以后，母亲就病死在松本她妹妹的婆家了。现在，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活在世上。父亲的遗产理所当然应该归我，可是不知怎么一下子冒出很多陌生的亲戚来，搬的搬，扛的扛，分光了家产。最后我只剩下一身衣服，什么也没得到。但我谁也不怪，我知道这是报应。
此刻我深知不能继续在姨妈家吃白食了。战争结束后，我只身来到横滨，在高级日式料理店做艺伎。我会说英语，又能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由于表现出众，让客人刮目相看。当然，客人都是占领军。那时到高级料理店来寻欢作乐的几乎没有日本人。昭和二十年岁末，我在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詹姆斯·培恩。这也是我命中注定的吧，谁也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庵姆斯当时是非常优雅的男士，甚至有些腼腆害羞，文静稳重，从来不会和人大声说话。他似乎就是这样的性格。不，表面上的文雅改变不了他的内心。事实上，他是把自己可怕的精神变态隐藏在稳重厚道的外表之下了。当然，我注意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本情了。
他想在横滨开设一所面向外国孩子的学校，要我帮他物色合适的地皮。两三天以后，得到老板娘同意，我作为翻译，跟着培恩去咨询横滨的地产中介。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适合办学的土地。不知怎么回事，居然是那可怕的黑暗坡上的玻璃工厂。战时，太田先生一家全部死于空袭，这里已经成为了废墟。
又过了三天，詹姆斯突然向我求婚。我认识他还不到十天，当然谢绝了。这时老板娘和一些周围的朋友越姐代厄，替我做了主。我虽然有些杭拒，但也有自幕自弃的心理。在高档料理店里表演才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
但是如果我知道自己很快会成为他妻子，那么从居住的角度考虑，我决不赞成选择太田玻璃工厂的旧址。买卖协议办妥之后，所有的意见都无济于事了。我再次回到了那可怕的地方，这就是命。
詹姆斯买下土地之后，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先找来专业人员清理废墟，接着又画出了学校的设计图纸。他似乎很擅长这方面的工作。太田先生原来的宅邸，只留下一座洋楼，他说要修缮之后自己居住，我听后汗毛直竖。我们在户部车站附近租房子住，直到整个工程结束。
因为学校要尽早开学，所以教室的建设和住宅的装修不到一年就完工了。昭和二十一年七月，我们搬到了黑暗坡，并在这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的来宾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一个日本人也没有。詹姆斯曾问过我是否有需要邀请的客人，但我摇了摇头。那时我已经怀孕，大腹便便，两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卓。丈夫的英国朋友都是很好的人，我在这样不幸的日本社会里，出乎意料地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太田先生的住宅经过装修改造，变得宽敞明亮，已经不再令人生厌了。因为我对婚姻生活从没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足。以前受到的教育，开口闭口都是洋鬼子洋鬼子的，现在看，结婚实在是件好事情，以后可不能再说人家是洋鬼子了。可怕的不是和外国人一起生活，而是后院的那株大楠树。昭和十六年的事，我怎么也忘不了。
我想起那件事的前因后果，所有一切都是因为中了大楠树的诅咒。江户时代，这里就已经是刑场了，无数死囚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