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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我听见她说。她扭过头去，不过仍任布鲁诺握着双手。“我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
他把女孩拉回来。某样东西（我想是他矮到略显不正常的身高）使我突然想到，他跟许多对别人滥用权力的人一样，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保留着老早以前视自己为受害者的想法。我敢说他一定视自己为这个场面中较弱势的一方，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尽他所能使用任何武器：与其说他试图占有这个女生，不如说他是一直进行一种叛逆行动，对抗大自然给他的特殊体型外表，这种外表似乎使他注定无缘触及这女生所拥有的这种美。不过，尽管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同情他，但仍认为他完全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女孩张开嘴唇，想迎接另一个亲吻。看到她这样，布鲁诺（对于操控别人显然经验老到）以平板的语调说：“好吧，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同时放开她的手。女孩盯着他看，咬着唇，瞪大眼睛像个失望的孩子。他与女孩四目相对，我感觉得到他比先前更加充满自信，眼里流露出在我看来完全是掠食者的光彩，简直可以看见他的眼神穿过女孩大张的瞳孔，分支扩散成一片红潮，渗透她防御不足的肉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铁轨发出磨刀似的声响，我听见远方传来列车逐渐接近的轰隆声。
“那就晚安喽。”布鲁诺说。
我本来希望他们会离开，这样我就可以走出来而不被看见，但他们留在原地注视彼此。列车嘶嘶进站时，布鲁诺伸出一根手指钩住女孩下巴，把她的脸往下朝自己拉近。现在她双手插在口袋里，任自己往前倾去，看起来就像一座细致的雕像即将倒下。我感觉她在用此时此刻她能做出的少数手势来表达默许，却是最被动的一种默许：你制住我了。她等于是说，我在此通知你，我对自己的行动不再负责。
火车门开了，两人相吻，没有要上车的意思，我只好离开藏身处，出现在布鲁诺看得一清二楚的范围，而他显然不是接吻时会闭上眼睛的男人。我经过时他当然看见了我，我感觉自己一阵瑟缩，仿佛被逮到正在做不该做的事的人是我而非他。我不知道他们是上了这班车，还是留在那里卿卿我我，直到下一班车抵达。
这一天，我第四次搭上哐当哐当的火车，沿着肮脏小溪前进，思绪飘向楚米齐克的文件，开始做抽象的猜测。
我发现自己想着照相时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他形容为“不失风情”的黄披肩女子。他拿着工作许可证走出移民归化局大楼时赶上她，两人聊起来。一如往常的许多先例，他们的对话在她公寓里继续了好几夜；她的公寓在中央公园西边，达科塔大楼以北的一个街区。他们的邂逅似乎有种奇怪优雅的对称性或相互性，使我觉得愉快，但我筋疲力尽的大脑还没抓住那种感觉，就突然记起以前在哪里见过布伦菲德。
卡萝离开我之前不久，某晚她的一个女同事来家里吃饭，还带来了新女友，是个女演员。晚饭后，女演员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去十一大道一家名叫“普利茅斯之岩”的夜总会，那里进行很多种性爱游戏。我礼貌回绝，解释说第二天得早起去接受工作许可证的面谈，这是我申请绿卡程序的倒数第二个阶段。我妻子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性爱或者任何其他性质的狂想并无特别兴趣，我以为她也会拒绝。令我惊愕的是，她接受了邀请，而且坚持要去，不管我含蓄暗示她或许喝多了而不自觉。她留下我在家洗碗，让我有种自己是扫兴人物的奇怪感觉，以前我从没想过她可能这样看我。
那个女演员就是布伦菲德。原来“他”是女的！难怪那双手白皙无毛，难怪她眼中有那样讳莫如深的淘气神色……
我回到家时仍满脑想着这个发现，以致穿过客厅时竟然忘记避免去看电话答录机，结果意外发现红色光点阵阵明灭，不禁停下脚步。 我看着红灯闪烁，容许自己享受片刻欢乐。然后，一如我在电话答录机偶有留言的稀罕时刻的惯常做法，我没听就删除了，免得因为来电者不是卡萝而失望。
独角人 第3章
翌晨我搭火车去上班，公文包里带着一包新的打印机用纸。我想把楚米齐克的稿子打出来再读一遍，如此而已。
确实只是如此而已，不过我得说，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文学野心，但因为最近读到几篇报道说出版社预付巨额稿费给小说家，便有一小段时间把写小说列入换工作的众多可能之一，每当为钱发愁的时候就幻想一番。我甚至还写了篇叫做“S代表鲑鱼”的短篇小说，看自己有没有创作天分，不过对成果并不满意，便将这个幻想剔除在白日梦之外。
我提起这一点，纯粹是站在为反方发言的立场。假如楚米齐克看得见我脑袋里的思绪，拼凑起早已埋葬的希望的微弱遗迹，那么也许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可能剽窃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错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只能说他接下来的举动是由于生性多疑，近乎疑神疑鬼。 研究室仍是我离开时的原状。我进房，关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厚厚一包纸，撕开包装，把雪白无瑕的纸装进打印机。我拿掉电脑的防尘罩，开机，看着显示屏亮起，听见带有金属感的合成旋律，下指令列出文件，结果发现那份文件不见了，那种作痛感就像你一觉醒来，发现幸福的遭遇只是春梦一场，了无痕迹。
我重试一次，检查回收站，用遍我所知每一种寻找和救回文档的方法，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昨晚有人暗中观察我——想来就是楚米齐克本人。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一定是在前来研究室的途中（也许正是要继续写那个文档），看见房里亮着灯，于是蹑手蹑脚走到窗边，透过窗棂与玻璃看见我正读他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得站在离窗很近的地方，大约介于窗框两侧伸出的飞扶壁和一排与墙平行、高达八呎的浓密铁杉之间。若不在那一小块长方形空间里，就无法清楚看见我的研究室。那片空地不是走道，原有的积雪大致完好无缺，而且我昨晚回来之前新下的雪已经完全将空地覆盖，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看我，一定会留下脚印，但是那里没有脚印。
我犹豫，不想作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推论：观察我的人就在房里。不管怎么样，若说昨晚我在房里时，另一个人也在这里，我却没听见、没看见，甚至连想都没想到他的存在，实在不太可能。我打开先前看到冷气和芭芭拉·海勒曼衣物的那个储物柜——只是形式上察看，而不是因为相信楚米齐克真可能躲在那里。柜里没有明显被人侵入的痕迹，而且我看出，就算真有人躲在这里，把柜门打开一条缝，也只能看见窄窄一段墙壁、猫头鹰脸似的电灯开关，还有那张印有路易莎·梅·阿尔考特文句的纸。无论如何，如果真有人频繁潜入这间研究室，他一定会想出（万一需要躲藏的话）比橱柜更掩人耳目的躲藏方式。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不到12小时前还在电脑里的那个文档已经不见了，而且就算没人见到我读它，但在我昨晚离开到今晨回来之间，也确实有人进过这间研究室。
我不知道该对这一切作何感想，只能如常去上课。我们正读到《巴卡埃》 译注：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研究是否可将潘瑟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冰冷”对手兼受害者）重新诠释为一种新的男性英雄的原型。最后一幕，显然已经发疯的潘瑟斯穿上女装，步向惨死的结局；关于这一段，我在课堂上作了一番有趣的讨论。我记得好几名学生都从他的行为中看出某种潜藏的、几近堂皇大气的尊严，与胜利的狄俄尼索斯的鄙夷、嘲弄、羞辱相抗衡，仿佛这部剧作在传递“勿冒犯诸神”的老套讯息的同时，无意间也触及某种更重大、更深层的真实，揭露了所谓“自然”性别法则的暴虐的一面，暗地里将潘瑟斯描绘为反抗这种暴虐的烈士人物。总之这堂课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踊跃发言，讨论内容又具启发性，下课后我颇感满足。
然后我去吃午餐。我端着托盘，正要走向靠窗的小桌（在教职员餐厅里，我通常一个人坐），注意到角落的一张桌旁有个女人抬头看我。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校方的律师伊莲·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