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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2 人在旅途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1．3 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