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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
“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
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浦安修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解释“狠心吃梨”的话又涌到嘴边，但却被这种批斗场合死死地封住了……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
遗憾的是，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只好“抱恨终生”了。
“唉！自己真恨自己哟，恨到真该死的地步！”
1978年12月，杨老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他哭诉自己的心里话。
“您老能理解我吗？”
“我是您的孩子，不管您理解不理解，我都要说！”
“德怀是对的，我们夫妻一场，前前后后，曲曲折折，有您老作证，真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错吃了分手梨！”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不管您信不信，我吃梨的动机是好的，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可结果……”
杨老一直注意听着，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2．4 毛泽东再变初衷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
“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
“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