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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地下》，那是数十万字，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建国初期，程造之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人民文学》小说组与他建立了联系。1957年程造之寄给我们短篇《杨亚男》，发在第7期革新特大号的小说栏，该期作家创作小说7篇，有4篇反右时挨批判，程造之小说不在其列。我未见过作者，但读他的小说，觉得文笔老练娴熟，结构紧凑；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相当生动地塑造了杨亚男这个个性鲜明的女青年形象。读毕作品便可了然，这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老作家。
1958年，听说他下放宁夏。之后我们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是全家搬迁，生活相当艰苦。他没有再给我们寄作品。直到1979年下半年，我方有机会去银川同他会面。据他讲生活比前几年大有改善，然而在我眼中，他和家人住的房子，及家中陈设相当简陋。他的身体不大好，患有慢性病，但仍未放弃小说创作，说有些素材可写短篇；写长篇就要视身体情况而定了。他是上海崇明人，抗战时期，从上海“孤岛”去苏北新四军游击队，胜利后又回上海，而今在西北待了这多年，可以说饱经沧桑了，但生活依旧清贫，为人诚朴，感兴趣的是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回京后，他于1981年上半年寄来新作短篇《产假中》，登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我的记忆，这是一篇佳作，仍是写的普通市民，是以西北生活为背景。产假中一个青年妇女，一天夫君半夜才回来，原来是不慎撞倒一位老妇，遂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他这样做，她很欣喜。想着若干年前，自己曾被一辆自行车撞倒。骑车人不仅不救助，还骂了声“你没长眼睛活该！”扬长而去。第二天清晨，这个产妇去医院看了受伤老妇，还对护士说：这是我妈！夫君也来了，打听出来，伤者是位退休中学老师，丈夫殁于1957年，儿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只剩她孤单一人。青年产妇遂将婴儿暂托邻里照顾，每天为老人做些好吃的送去，并细心陪侍她，使她早日康复。出院时青年产妇对老人说：我的父母死在西北，我丈夫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我没有公婆。我就做你儿媳，他是你儿子，你还有个可爱的小孙女。我们接你回我家去，赡养你一辈子……故事很简单，作家不愧是写作能手，用他那洗练、传神的笔，塑造了人物，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同情、爱心。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程造之，他于1986年逝世。
丰 村
上海老作家侧记（4）
建国前以长篇小说《大地的城》闻名的老作家丰村，和师陀差不多，他也是河南籍，长居上海，我曾匆匆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上海文联秘书长任上，工作很忙迫的时刻。
丰村建国后的作品再次受注意，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 期革新特大号上的小说《美丽》，这篇小说写一个单位的女秘书季玉洁和单位首长之间的微妙关系，令她陷入困境。首长是有夫之妇，而季玉洁是单身女子，她当然有权利爱。但共产党员的道德观念却要求她放弃这样她感觉是不道德的爱，理智最终将战胜感情，她很珍惜自己心灵的美丽、纯洁……这是我记忆中这篇作品大体的情节。当年阅稿，我的判断是，作者大胆涉笔一个敏感的社会现象，给以关注和思索，小说是可发的；小说的缺点是刻画人物心理虽说细腻，却稍嫌做作，但无碍小说面世。孰料小说刊出不久，正值反右进入高潮，在《人民文学》第9期，它也被批评者当作有问题作品，遭受批判。它的平反只能是在新时期，也是一朵重放的鲜花吧。
罗 洪
我和女作家罗洪仅见过一面，是在1959年去上海组稿时。上海作协组织联络部的同志，向我介绍女作家罗洪，说她是个老作家，三四十年代发表过不少长、短篇小说，你可以向她约稿。我对罗洪不甚了解，也没来得及读她过去的作品。罗洪那时是《文艺月报》编辑。我见她时，她是个身体偏瘦的中年人，感觉她很朴实，没有一点作家架子，倒像是编辑部的任何一位编辑同事。她说，现在，她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手头没有新写的稿子。直到1964年罗洪同志似乎方腾出手来给《人民文学》赐寄短篇新作一篇，这就是发在当年第2期的《波澜》，文笔老练，写妇女心理细腻，在那个年月，是篇不错的小说。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罗洪已是高龄老人，直到这时她回复了她的第二次创作青春，发表了不少创作回忆录。更令人惊喜的是，上海报载，罗洪多年辛勤笔耕，创作了以自己经历、见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在高龄层老作家中，这是少见的。
施蛰存
1987年春天，我接手《传记文学》杂志工作后，曾去上海看望施挚存、赵家璧、赵清阁等几位老作家，向他们求教。
施蛰存老人在他家客厅里接待我，这客厅不大，很普通，家具陈旧。但我感觉亲切。客厅的朴实无华，就像学者、作家施蛰存本人，也让我想起我曾见过的北京一些有成就的大作家、大学者的客厅或书房。
施蛰存很早就大名鼎鼎，上世纪30年代即在上海主编《现代》杂志，这是一份包容广，很好看的文学杂志，鲁迅的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是在这杂志上登出的。而随后因回答《大晚报》副刊关于读书的提问（文章要写得好，读什么书？施蛰存随手写了《庄子》和“文选”两书），被鲁迅先生指为“复古逆流”。因《现代》杂志首登关于“第三种人”的讨论文稿，施自己也被左翼批评家入列“第三种人”，名声不大好。对早年我这个爱读文学书刊的中学生也发生了影响。1957年，在大学教学岗位上，施先生被划为“右派”，自是在劫难逃。但随着阅读、见闻的增长，施蛰存头上被标出的政治印痕，在我心上日趋淡薄；而作为在重重压力下，能够平和应对，处变不惊，而仍然心无旁骛地做事、做学问，因时制宜，操其文墨生涯不辍，学贯中西、可敬的学者、文人形象，却日益凸显。施先生不仅有早年留下有创新意义和个人风格的小说，中年更有散文作品和大量翻译小说（尤其东欧各国的短篇）面世，而对中国传统诗词及某些古籍的研究或考订更是日积月累，使这位世纪学人（施先生生于上世纪初，我去看他时已是世纪之尾，他年过八十虽动作迟缓点，仍然是个身心健康的老人，他的养生方法是读书、写作不废，做诗填词和写回忆等作品，带弟子）成为一个在我国文化界有多学科建树，海内外声誉日隆的跨世纪、近百岁高寿的学者。我由此次见面，还结识了华东师大施先生弟子之一的刘凌先生，后来他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不少文章。
施先生上世纪末出版的回忆作品《沙上的脚迹》和《唐诗百话》等，他的人生体味，对社会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很值得后代记取、研究。
赵家璧
我去看望我敬佩的前辈编辑、作家赵家璧，是在1987年4月3日上午，在他大陆新村的寓所。赵老年近八十，我向他请教编辑出版方面的事，他爽朗地一笑说，都写在我两本书里边了（赵老的两本书是《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版，都是很快售罄，难得一见的好书），你不是读过吗。当我向他讲起而今编辑出版界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统一；出版社往往将作家的稿件一拖数年，难以面世；出版社最好以丰补歉，作家有价值的好书还是宜及时出版等难题，这打开了赵老的话匣子。他说：我们那时编书出书，条件很差，但总想着为读者出好书，为作家把他的书出好出快，这两条很要紧。作家、读者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没有作家、读者支持，杂志社，出版社，如何生存？他讲的当年他创意的一角丛书，如何适应社会读者的需要，快出、出好，迅速取得社会、经济双效益；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被反动派抓去，在鲁迅先生倡议下，他们如何在一个月内出版丁玲未完全终笔的长篇小说《母亲》，使这本“良友文学丛书之七”出得又快又好，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而又使《母亲》成为当年最畅销文学书籍；还有已在文学界传为佳话的当年“良友文学丛书”及“小说年选”如何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