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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洞醋餮氨始恰妨狡拇笞饔胩茝｜、叶以群的谈创作短稿，给《人民文学》1959年的这个栏目添色不少。
师 陀
师陀这位作家，我常常与柯灵并列。两位年龄相若，都写得一手好散文，都是上海“孤岛时期”崛起的最活跃、出众的小说、散文作家，文学编辑家。
师陀早先曾用芦焚笔名出版《里门拾记》、《看人集》等。我了解芦焚———师陀是在中学时代，读过他的《果园城记》（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很欣赏他独特、活泼的文笔表达的内陆小城民情、风习和他们的痛苦、梦幻。那时在家乡城市一条书店街，有大量上海出版的文学新书和文艺杂志涌至。我是那儿常客。师陀的长篇新作《马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结婚》（“晨光文学丛书”1947年版），跟老舍的《四世同堂》小说巨著，钱钟书的小说新作《围城》同样都是很醒目地摆在书架上，供读者随意阅读。从此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竟有这样一批小说、散文写得好的，我以前不认识的新作家：师陀、钱钟书、李广田（李健吾等作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登载李广田的长篇新作《引力》）、李白凤（《文艺复兴》杂志登载他的作品《游动在桑乾河两岸》及诗作）等。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领导班子改组，新领导邵荃麟、严文井比较注重广泛团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改组第1期（1953年7、8期合刊），有多位上海老作家发表作品，他们是巴金、靳以、王西彦。1954年第3期小说待发稿已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艾芜的《夜归》，邵、严意犹未尽，问编辑部的人最近读的外地文学刊物有无老作家发表的比较好的新作，如有，本刊可以选载。于是有人提出师陀发在上海《文艺月报》去年12期写农村初级社生活的《前进曲》这个短篇，文井、葛洛（时任编辑部副主任）阅后同意，遂及时在第3期转载。作为生长在豫北的作家，师陀很熟悉过去北方农村。这篇新作，显然是他去现今新农村体验生活的一个收获。小说写了初级社一番新气象，一个坚持单干的老农，在合作社社员增产增收的事实面前和社干部热情说服下，终于同意入社，大伙欢快地一同前进。平心而论，这篇新作远没有作者过去写农村的佳作那样达到了历史深度。但老作家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态度仍然值得赞许。后来作者又寄来一个短篇《石匠》（写于1954年4月，爱国村），发于1954年第9期，这个短篇没有像当年该刊发表骆宾基、艾芜等人的短篇那样引起评论界注意。
1958年陈白尘主持编政，师陀曾在刊物发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山川·历史·人物》，这是一篇融历史感、自然风光描写及人物叙说于一体、绝佳的大手笔散文，恐怕只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我们仍继续向师陀同志组稿，1959年我去上海时拜见过他，希望他再赐我们短篇或散文。师陀讲，他原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1957年初到上海作协。写了篇《西门豹》的历史小说，黄佐临要他改编电影剧本，这个事情缠住了他，没法脱身。说到写小说，他说很难，写新的生活有个适应过程。他在山东的吕鸿宾农业社住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提笔；你们转载的那篇，没啥看头。60年代初期创作气氛较宽松，我们曾向他约历史短篇。师陀仍保持沉默，未再给《人民文学》寄稿，直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方赐给我们一篇很见功力的历史短篇《李贺的梦》，发表于该刊第6期。但在此时，读者更加看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老作家这篇小说，没有引起更多公众注意。
靳 以
靳以是我很尊敬的老作家，编辑家。他一直勤奋笔耕，出版过长篇小说《前夕》和无数小说、散文集子，这在40年代随处可见。同时他又是成效卓著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者，与巴金同志亲密合作，从北平的《文学季刊》到上海的“文季”、“文丛”，直到新中国建国后，1957年他们两位共同创刊《收获》杂志。靳以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些文学刊物付出了他的心血、劳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对作家和新作者创作的关心，爱护，支持，在文学界有很好的口碑。如1957年诗人郭小川寄去长诗《一个和八个》，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是绝对不适宜发表的。靳以将稿件寄还诗人，人们说他体现了“君子爱人以德”。1959年在上海作协，我有幸见到百忙中的靳以同志。那年月他承担《收获》杂志的重头编辑工作，要亲自向作家约稿，阅读处理大量稿件，编刊发稿；同时还要参加社会活动，下厂深入生活；晚间挤时间写作。可以说，他过着白天、黑夜连轴转，极其紧张、忙迫的日子。当然他热情似火，但身体精神必然有很大损耗，潜伏着危机，这是人们不大看得出来的。记得他对我讲，他去年（1958年）更紧张，曾有些时候是上半天在工厂劳动，下半天当编辑 。我去那阵子，他每周四都要去工厂车间参加劳动。这情景就像他那年写的小说《小红和阿兰》、《跟着老马转》，塑造的工厂劳模那样一种“革命加拼命”，跃进的精神。我见到的靳以是那么一个高大挺拔，面泛红光，和蔼可亲，正处盛年，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中年作家。孰料数月之后，他心脏病发作过世，终年刚50岁。北京文学界的人，谁谈起他，都替他惋惜，这么好的人、好作家，遽尔长逝，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也会想到，怎样才是更好地爱护作家？
上海老作家侧记（3）
王西彦
王西彦建国前，是拥有相当作品和影响的知名作家，我是将他与王鲁彦等中国乡土作家同等看待的。两人的小说都表达了对农村贫苦人民的同情，对封建恶势力的抗议。他的长篇《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神的失落》在抗战胜利后的城市书肆是不难见到的，也能引起爱读新文学作家小说的读者兴趣，如《村野恋人》，它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颇能吸引人读下去。
上世纪50年代，我去上海看王西彦时，他有很好的住宅环境。他一边在“华东师大”执教，一边继续从事创作。曾随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是个积极投入新生活，写作勤奋的作家。50年代初期便有写朝鲜前线见闻的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们》、《平凡的英雄》等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我们就约他写小说。他告诉我，他正在写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要写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过程中，从旧到新的变化，这中间很复杂，有曲折、痛苦和反复，这将是很长的小说，就像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苦难的历程》有三部曲。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经历的复杂时代和考验，来写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命运和心灵，这将是时代、历史的艺术画卷。西彦很健谈，他有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用“细言”等笔名在报刊发表，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如60年代中期写的关于怎样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探讨文稿，就遭遇不讲理的批评。他说：我在写的长篇中，如有独立成篇的，可以交给你们发表。我记得1957年反右后，小说作品奇缺。王西彦上半年曾寄给我们一篇小说《艰辛的日子》，题材是写知识分子的，因为篇幅较长，加上读来似略感沉闷，迁延数期尚未发出。正巧赶上反右开始，取代李清泉主持《人民文学》常务的作家俞林上任，他做了一番衡量，将王西彦的存稿发在刊物转为反右的1957年第8期小说头一篇。小说发出后既未引起风波也没有什么反响，可能跟当时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已经转移有点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王西彦笔耕不辍，1979年下半年，赐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晚来香》，我们将其发在1980年第1期。题材仍是写知识分子的，篇幅不长，《晚来香》其实是讽刺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学者在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性格，他的“学术著作”不断地修改，只为顺应权势者的需要，从而改善自己生存处境。至于学术良心，做学问的科学精神，完全被他弃置不顾。这就是这位“晚来香”教授的心态，这当然是人品、学术的堕落，也是环境促使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小说呈现了王老对经历过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观察及反思，表明作者的小说创作，力求与时代同步。
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