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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的曹禺（2）
1998年11月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沙汀和艾芜
同是30年代“起飞”而全国闻名的小说家，同是四川人，但他们的气质、性格、风度却是那样不同，再联系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来看，那就更加有趣了。
艾芜是创作生活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写的滇、缅边境流浪生活的小说，却富有浪漫气息；中年以后仍不能忘情于他的第二故乡，他创作灵感的泉源，他早年在边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纯洁、情意绵绵、不同于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边地流浪汉。于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写出了他新的“南行记”，仍是那样含情脉脉，诗情画意。艾芜素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美称。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说跟高尔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两人的脸相（同样的丰额、大鼻子）也不无相似之处。艾芜解放后在工业城市鞍山体验生活，发表的短篇《新的家》、《夜归》，充满对新生活的喜悦，尤其《夜归》描写青年工人的恋情亦不乏罗曼蒂克情调，立刻使人联想到苏联一位作家安东诺夫的某些作品，艾芜因此曾有“中国的安东诺夫”的美称。
艾芜那些写得最好的短篇的确不乏浪漫色彩、浪漫情调，形成艾芜独特的创作风格。然而艾芜的为人则是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跟他作品中的大胆想像、诗情画意简直判若两人。1954年初春，我陪艾芜去北京农业合作社采访，他对那位带头组社的老社长问询之细致令人惊异（一直追索到他早年从山东老家携带一个女人出来逃难的情景）。晚餐时，他考问我们几个陪同者：“你们说老社长的上衣有几个‘纽子’（即扣子，四川人叫‘纽子’）？”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因为谁也没留神老社长上衣的“纽子”，甚至连他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样式，也没在意。而艾芜一一给我们重现出来，并告诉我们那社长“纽子”的数目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晚上，为消除一天奔波、采访的疲劳，我们聚拢一起，聊天、说笑，而隔壁的艾芜却正聚精会神地伏案整理白天的采访笔记。其后1961年冬天，我有幸短暂地陪他去重庆采访解放前地下斗争情况，1964年初春去大庆采访油田工人，他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地询问、记笔记，认真地观察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疑问的细节。不论晚间社会活动多么频繁，深夜回到住处，他仍要“趁热打铁”、专心致志地整理白天的采访笔记。这就是艾芜，一位在生活中极勤谨、简朴，专注于写作事业的人。
而沙汀跟艾芜刚好相反。论创作，他的小说是极严谨的现实主义，他描写四川的茶馆酒肆、市井小镇风情、乡绅、“袍哥”神貌，你几乎找不见什么浪漫色彩，但是人物的性格、语言、神采，环境氛围，却是那样出神入化，就像雕刻刀一笔一画地深深地刻画出来。所以，有人说读沙汀的小说就像嚼橄榄果，初品似有“生涩”之感，越嚼越有滋味，越“嚼”越爱“嚼”。又有人说沙汀之状写四川风情、人物百态，直如小说大师契诃夫之状写俄罗斯风情、人情世态，故有“中国的契诃夫”的美称。沙汀在小说创作上遵循的正是19世纪小说大师福楼拜等人提倡的严谨现实主义，所谓在小说创作中写人、状物，要找到唯一的、最准确合理的一个字。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每接到沙汀寄来的一篇小说稿，便要准备接受他两三次甚至五六次的挂号补充信函。在这些信件里，他或修正或补充小说里关于人物描写的一个字或一句话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确，经过他的反复推敲、修正，小说里的叙述语言，尤其人物对白，更加准确、精当、传神了。沙汀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构思出来、推敲出来的，所以如刀砍斧削一般精确、生动，给人印象深刻。
但是沙汀的为人呢？跟他创作的严谨作风相反，也跟艾芜的严谨“一丝不苟”相反，他几乎有点落拓不羁。他像许多四川人那样喜欢摆龙门阵，谈笑风生，眉飞色舞，充满情趣，也可以说是充满“浪漫情调”。他好酒，讲究吃，喜欢看幽默风趣的川戏。有一年开作家会议，那正是双百方针刚提出的那年，作家们情绪高昂，晚会上诗人们兴高采烈地朗读着自己的新作。你能想到吗？会后沙汀在自己的房间里，当着许多作家朋友，学诗人臧克家那山东方言急促的朗诵神态。他说，臧克家的朗诵我听起来是嘟、嘟、嘟、嘟、嘟……一面说一面腾身而起，做着手势、动作，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就是沙汀，一个充满孩子气的风趣、幽默的人。这正是沙汀的盛年。而今，经过多年生活风霜的吹打，他已垂垂老矣，但我相信老人的内心依然是活跃的。
写于1990年
“文化大革命”前夕，三见作家沙汀（1）
———摘自1966年2月1日至7日日记
作者小序：沙汀（1904—1992）同志是我国著名30年代左翼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青岗坡》等多部；记人记事的作品，像抗战初期他随八路军部队奔赴华北敌后写成的《记贺龙》（《随军散记》的一部分），还有晚年完成的《睢水十年》（写他从战地回到四川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团结大后方文化界人士所进行的各种工作），都很出色。沙汀最擅长的是短篇小说，乡土风味之浓郁，刻画人物之生动、传神，语言之诙谐、幽默，文字之精炼，当代作家很少能够企及。他当年的职务是四川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席。这样一位忠于祖国人民，热衷于文学事业的革命作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却被玩弄权力的野心家、政客率先抛出来，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帽子，并将“消息”登在中央党报上，令人震惊。此后沙汀遭受多年厄运。笔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为《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去四川组稿，曾三次看望沙汀。当年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风暴来临前夜，沙汀同志的心态、处境和他对文学事业不竭的关心及对创作的某些真知灼见。以下是日记片断的原文。
1966年1月29日上午，看望我尊敬也很喜爱的老作家沙汀。沙汀同志谈话要点：认为刊物上长期见不到老作家、中年作家的作品不太正常。文化革命（按：1963年、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文艺界党内整风后，文艺领导人讲话中已有“开展文化革命”这一类提法。此一说法，估计是来自中央上层。），他思想上的一些经历———过去的运动跟自己牵连不大。批判夏衍（按：30年代著名左翼文化人、作家、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此时已遭批判并被调离原工作岗位）等，则要好好想一想。可以想见他的紧张心情。“想一想”，对沙汀这位30年代老作家，肯定是难以避免。然而作为编刊物、做工作的人，则要注意这个问题，正确全面执行党的政策，即业余作者要抓，专业作者也要联系，不可偏废。沙汀还说，这十五六年，应该承认大部分的作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也有一些体会，因此应该写些东西。而现在是作品少，好作品少。
1966年1月31日，晚饭后又去沙汀同志那儿。沙汀同志是很风趣的。他与四川日报一位孔姓记者很有交情。他们的交情从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就开始了。沙汀说，他爱跟着记者一起跑，而记者也爱跟着他一起跑，听听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沙汀说，记者的缺点是不深。当然记者有很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灵敏，抓上头的东西快，联系实际、联系群众，面比较广，这个优点可以补充作家的某种缺陷。沙汀同志说，光自己的感受还不行，还要多听人谈，可以得到很多情况，受到很多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沙汀同志总想听孔记者谈。昨天他们谈了一个农村的人物，在一个落后队里，没有选出队长，而一个青年人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沙汀觉得这很有意思，可以引起很多的联想。而沙汀指责报社整理的两万多字的材料索然无味，煞风景。原因是报社着重写这个人物是取得组织同意才这样办的！沙汀说：文艺嘛，主要是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用这个鼓舞人、教育人。而这位孔记者呢，他说我们在报导时要严格掌握着政策界限，要具体，因为这些材料要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要严格的真人真事。而孔认为那个材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