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谭肿印保运鞘恰巴缈埂薄Ｋ谴蟾挪涣私猓对�30年代，田汉就是个信念坚定，不会屈服的人，这就是田汉的精神气儿。北京一家出版社曾出了一个较年轻作者写的厚厚一本《田汉传》，听人说写得很好，我也买来一读。我觉得该书材料还是收集了不少。但写田汉这样的国士，总体讲来，还是精气神儿略感不足，这可能跟作者对田汉生活的那个时代稍有隔膜不无关系。不知我这看法对不对？我因之写了这篇小文，不知是否能起到聊补不足的作用。
田汉是条汉子（2）
2004年7月6日写于湘江之畔
“好极了！”的曹禺（1）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各地，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无疑是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在许多地方，久演不衰。知识界、文化界，不知道剧作家曹禺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我的哥哥、姐姐们，有的就是曹禺迷，不但对他的戏，似乎百看不厌；也读他的剧本，当作最好的文学作品读。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对文学着迷，喜欢看各种小说，很少涉猎剧本。但在他们影响下，也读了《雷雨》和《日出》剧本。我也佩服曹禺，觉得他的文笔那样细腻、优美，剧情是那样吸引人，语言、对白尤其精彩，富含微妙哲理，似乎余味无穷。如《日出》结尾陈白露那句话：“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觉了。”读这样的剧本，就像读古今中外那些名著一样，是一种享受。在我心中那时就将曹禺当作戏剧大师、文学大家来看待了。解放后在北京才有幸看北京“人艺”的曹禺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的演出，当然有的剧看过不止一两回。还看过“青艺”演的曹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话剧。后来又看过《原野》改编的杨再葆主演的电影。曹禺的五大名剧中，就是《蜕变》的演出，我没看过。像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确实是非常耐看。就像一些好的外国大剧作家如易卜生、契诃夫的名作那样，你看多少遍，仍然觉得有味道，有嚼头。什么叫不朽的作品，我想，百读不厌的小说；看过多遍，仍然愿看的剧就是。曹禺的名剧，可以无愧地入列。
如果说，在30年代至40年代，曹禺是个早慧的天才，是个创作的巨人，那是一点儿不差的。你看他23岁，大学还没毕业，就创作了《雷雨》；两年后又创作了题材、结构，生活、人物都很不一样的《日出》。它社会批判性强，从金融巨头到社会底层人物的刻画分寸都掌握很准确。写作技巧也高超，像金八这个人物一直没有出场，但各种人物的命运，似乎都捏在这个金融大亨手里。两年后他又写作了农民反抗黑暗社会题材的话剧《原野》，成功地塑造了仇虎这个复仇者的形象。1940年，他创作了《蜕变》和《北京人》这两部力作，尤其《北京人》，和《雷雨》一样，是他最佳作品，通过解剖一个家庭，对旧家和旧世界的没落、毁灭，写得真切自然而又格外深刻。没有任何说教气息，但读者、观众经过思索，自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像《雷雨》和《北京人》，曹禺的这两部最佳剧作，他的人物都是立体的，活的，富有独特个性的，是从历史生活深处，作家观察、感受深处发现，挖掘，提炼，再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有充沛、活跃的艺术生命的，也是耐咀嚼，耐看的。像《雷雨》中的周朴园、蘩漪、侍萍、大少爷，《北京人》中的曾皓、思懿、江泰、文青、瑞珍和愫方等，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每次观剧，你可以从不同的，多方面的角度感受、思索他（她）们。从23岁到30岁（1933年至40年），曹禺的五大剧作，都是在这不到十年时间完成的，而且还处在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生存、求解放的紧张年代。可见其创作效率之高。
我有个戏剧界的老友，他因工作关系，在解放后，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曹禺接触较多。他也很喜欢曹禺的剧作。有时我们一起聊天，也涉及我们尊敬的曹禺这个话题。那还是70年代末，曹禺的新作《王昭君》刚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不久之时。我说，我们虽然发了他的剧本，但我对这部新作大感失望。你想，我这位朋友说什么？他说，我对曹禺先生早就看透了。解放前，他是个巨人，解放后呢？……他似乎不好说了。迟疑了一下，他说：曹先生就像《王昭君》话剧中，匈奴王呼韩邪说了两次的“好极了”那句台词！我不大明白，请他解释。他说，你还没注意，这是曹禺一段时间的口头禅。去参观访问呀，要他表个态度呀，他见什么都说个“好极了，好极了！”曹禺这人具备热情的气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曾经是大师级的人，你叫我说他什么好呢……朋友并没有说出明确答案。但这件事我思索了好久。
为什么不少著名作家在建国前，有的写出了传世之作，而在解放后反而写不出来，或写出来的大大不如以前的呢？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每个作家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只有从具体作家来谈。恰好曹禺在建国后的三部剧作，《明朗的天》（1954年）、《胆剑篇》（1962年）、《王昭君》（1978年），都是我工作在《人民文学》那期间发表的，有的剧，并非我直接经手，但也可算个见证人。这三剧创作的来头都很大。都是党中央很高级的领导人启示给他的，他也乐意接受。如《明朗的天》，当年是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具体说是反对知识分子崇美、亲美、恐美；还反对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为此曹禺曾去协和医学院收集素材，了解生活。这个剧写出来，文艺领导人周扬等都很关心，确定由《人民文学》发表。但剧本拿到编辑部来，责任编辑（他是九叶派诗人之一，解放前参加话剧等演出活动，对戏剧也很在行）读后，不能不摇头，但当然他还是赞成发表的。剧本的缺点主要是图解政治太明显了，人物难以立起来，也不大好改；这不是曹禺以前创作的路子，所以在这个框架上，作者自己也无法改。后来编辑部多数人读了发表的剧本，也有同感。《胆剑篇》的创作，直接是60年代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背景。1960年，有个大家敬爱的中央领导人在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作报告，他讲了我们中国人在困难期间，要学习我国古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精神。接着在一位领导人提议下，曹禺埋首两年，与“人艺”两位剧作家和演员，合写这个剧本。但剧本上演，一般的老观众觉得不太像曹禺以前的剧本（其实是曹禺执笔的），有些场景倒像个报告剧，活报剧；奴隶苦成比主角越王勾践更突出。而70年代的《王昭君》也是领导人提议曹禺写的，自然是民族团结的很好的政治主题。曹禺作了很大努力。他的夫人在1974年去世，他的身体也不大好，仍怀着很大热情去内蒙、新疆等地体验生活。剧作问世后，有的读者评价说，王昭君有点儿像个共青团员。我不想对尊敬的曹禺先生作任何历史评价。但我觉得，他在三部新剧的创作中失去了他以前的创作个性；而创作个性，这是作为一个有作为有特色作家的艺术生命。再则，违反了创作是从生活中长久孕育这一创作规律，任何作家和高明的创作指导者，也无济于事；尽管作家出自责任感，勉为其难地去写作，总是吃力不得好的。而创作个性的丧失，大体跟一个作家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的丧失，也大有关系。我听说曹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时曾自我谴责：“我流着眼泪向毛主席请罪……我从心底认为我是罪孽深重，不能饶恕的……”。我们想想曹禺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剧作家（30年代《雷雨》一出世，日本就先行上演了），为中国文学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有何罪孽可言，为何精神自虐达到如此“深重”程度？虽说当时承受了极大压力，怎么忍心向那些个逆历史而动的“造反者”对自己的诬蔑去“认同”呢？这正像我那位朋友说曹禺赞扬新社会的好处时爱说的一句“好极了！”是同样一种失去自我独立判断的可悲的“过头”、走极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和作家的悲剧，这应是我们以作家曹禺为例，永应记取的教训吧。
“好极了！”的曹禺（2）
1998年11月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沙汀和艾芜
同是30年代“起飞”而全国闻名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