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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论组的工作学习会，同大家一起研讨创作问题，那次数就更多了。如版面上发出的评论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反对“左”倾思潮对创作的侵害的文章《愿花更香人更美》，就是这些研讨会的成果。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中期，便再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氛了。我曾庆幸，亏得天翼、白尘他们有预见，从1961年起《人民文学》取消了评论版面，要不然如何适应开展“大批判”呢。
五、天翼的文学思想。
这说起来是个大题目。但我的印象，天翼文学思想的核心，还是坚持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一个创作家，尤其小说家，其基本功，是从平常的生活中去开掘、发现不平常的东西。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大师，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吴敬梓，还是西方的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发掘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或者说文学创作的思想，对很有一阵子、特别是“左”倾思潮猖獗时期，过分强调配合政治任务、过分强调“找”题材的重要性（所谓题材找对了，即决定作品成功了一大半），弄得许多作者同时去“抢”一个“重大题材”、去“赶浪潮”的怪现象，无疑是一副良药，或者说清醒剂、镇定剂。天翼在与编辑部评论组同志谈话或给读书班学员们讲话时曾反复强调题材要靠作者自己从生活中去感受、发掘、孕育这一根本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那时报纸上曾报道广州某工厂普通女工向秀丽在一次火灾事故中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天翼举例说，这样的英雄人物自然值得去写，在许多作者眼中，这也是“热门”、重大的题材，值得去“抢”着采访，抢着写。但天翼接着提出问题：像向秀丽这样的普通女工，在没有发生救火的英雄行为之前，她的品德、她的表现不也是杰出的吗？（她的救火行为难道是偶然的一时冲动吗？）为什么在出事之前（突发的火灾无疑是个事故）人们常常忽略或视而不见这些普通女工在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中闪现的英雄品德、英雄气质呢？这自然对作者们是一种启发、引导，鼓励他们深入生活，深入了解、感受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不是匆忙、浮躁地去赶浪头、“抢”题材，追求表面的（也必然是短命的）“轰动效应”。而对于编辑，尤其小说编辑，则更应该坚持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把选稿的目光放在那些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去描写、捕捉聚焦点或闪光点的有才华的作者们身上。天翼的这些见解，在他来说，其实并非“新”的，而是他长时期小说创作实践经验的结晶，又是结合当前创作现状的发挥运用。
要坚持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其中心问题自然是描写人物和对人性、人物如何理解。早在40年代初期天翼就写有长文《谈人物描写》在《抗战文艺》月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天翼根据他长期的观察思考提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多重性和表现的多样性这样一些值得创作者关注和思索的对于小说创作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60年代给《人民文学》编辑人员和读书班学员谈话及在外地的讲学中也涉及了这样的问题。这些论点，对于理解人性和人物，虽然具备某种真理的客观性，却不大合乎英雄人物是“神”，反面人物是“鬼”的时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某些人走得更远。因天翼曾在《谈人物描写》的文章或讲话中，涉及人性的复杂性和表现的多样性时举过这样的例子：“例如意大利的那个墨索里尼———他常常在一些新闻片子和照片里出现，我们就看见他在阳台上演讲的姿态：挺胸昂首的，真是神气活现而又庄严。然而你要是只看上他这一点，就想像他跟太太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休息游戏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吃饭拉屎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那你可就弄错了。他这套做派———是演给那些非看他这副嘴脸不可的人看的！可是他在他太太面前，在那些跟他一起过日常生活的人面前，就简直用不着这一手。人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固然是个首相，而一方面他同时也是他太太的丈夫，他儿女的父亲，他女婿的丈人老子；是他朋友的朋友，……他也有他的私生活，有他的嗜好，有他内心的真苦闷与真喜悦，等等。”因天翼的这番议论，在批斗这位30年代左翼老作家的会上，竟有发言者堂皇地据以“揭露”他“美化法西斯头子”，是“反共老手”，真是叫人笑不出来。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3）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张天翼在《人民文学》主编的任上，坚持了广泛团结老作家、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坚持了正确的编辑思想和创作、评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求实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有助于《人民文学》这本创作刊物，保持它应有的水平。虽说在1958年及6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仍然受到“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干扰，但这是谁也无法避免、逃脱的。
想起李劼人（1）
1997年，小说家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而突然去世。有的文友对他甚为惋惜，写文章提到他的嗜酒。人都是有某种嗜好的，更何况热爱人生的作家。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我曾见过的“五四”以来一位小说写得很好、很有名气的老作家，他身体显得健壮，声如洪钟，他有一些宏大的写作计划未及完成，却突然离世，逝时将近70岁。他已逝世多年，他就是四川籍的大作家李劼人。1962年春节刚过，他因脑出血而突然过世，可能跟春节期间的酒和饮食有点关系。那时我刚抵成都组稿，听作家沙汀讲述这一刚刚发生的不幸消息，我甚为震惊，也深感惋惜，因为李劼人先生的死，带走了他大脑里酝酿、储存多年，恰待动笔的长篇巨著。
李劼人生于1892年（一说1891年）。他曾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活动，被学校推选出来，充当保路同志会的学生代表。保路、争路（四川民众争取和保守川汉铁路的修建权，反抗清王朝的压迫和卖国），这在当年四川是一件大事。青年李劼人参与其事，感受了许多的人物、场景，看到了真相。 其后他又去川西两个县担任教育科长，考察民情；在成都任《群报》主笔，创办《川报》，成为代表新思潮的四川一代新的文化人。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成都分会书记，主编《星期日》周刊；随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入蒙柏烈大学和巴黎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1924年回国，曾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一个下属工厂当厂长，熟悉了办实业方面的事；还在外语专科学校、国学专科学校和大学里教过书，一边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他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的长篇小说《马丹波娃利》（后来其他译者译的书名叫《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长篇《人心》（后来有的译本译成《我们的心》），都德的《小东西》等。因之，在二三十年代，李劼人先是以法国文学的翻译家而闻名于世。
李劼人深受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熏陶，加上自己生活阅历和识见，进入中年的他，创作的激情在胸间涌动，他决心一试自己的身手。1935年，他辞去民生公司的职务，返回成都，专心致志地写他在十年前已经酝酿的，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式长篇小说。要描写自中日甲午战争到清王朝覆灭直至五四运动，这二十多年，中国所经历的、也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波一波的转折，其间丰富的人和事，只能采取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办法，一个一个段落地写。他计划辛亥革命前先写两段，这就是后来成书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然后再直接涉笔辛亥革命在四川城乡的那些人与事，就是后来写成的《大波》，构成前三个段落的三部曲。因为手中毫无积蓄，要写作，还要吃饭，他给老熟人，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写了封信，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他们能出版，并付给版税。舒回信欣然同意了。这就是多卷长篇的第一部《死水微澜》，因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部他准备了不下十年，人物故事都已成形的，写出来有25万字的长篇，他只投入二十几天，就成功了。书顺利出版，给他寄来三百多元版税（稿费），足够他生活四个月。其后李劼人益发不可收拾，完成了《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写作，均由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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