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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成“打棍子”。但对雪峰来说，这表明他作为一个纯洁的共产党人，在新国家初建时期，眼睛里容不得他感觉的一粒沙子。
1954年，发生了毛泽东出面支持两个小人物写的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毛要求《文艺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主编冯雪峰字斟句酌，与胡乔木商量，亲自写了篇按语：“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当年读了《文艺报》这篇按语，很多人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既适当肯定了小人物的研究，又还指出其不足。今天读来，仍感觉雪峰坚持了求是的精神。但是谁也料不到的是毛主席对《文艺报》主编、曾经是他老友的雪峰却非常严厉。他让《人民日报》的人写文章《质问〈文艺报〉的编者》。毛在审稿时加了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文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雪峰只能作检讨：“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但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认识，嗅觉很灵。”毛在其给政治局委员的那封信中说：“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雪峰也只好作如是的检讨：“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俘虏。”
雪峰（2）new
我曾不解，毛主席为什么对文艺界人们很尊敬的冯雪峰这位老同志如此严厉？但反右到来之时，中央宣传部（自1954年起，陆定一复职宣传部长，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之一，1953 年下半年重新分工管文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下发供内部使用的，一批被认为有右派错误言论的著名文化人的言论集中，16开铅印厚厚一册供批判用的《冯雪峰言论》赫然在其列，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收录的雪峰40年代发表的一批文艺和社会评论文稿，可以看出上边意图的一些端倪。其中一篇雪峰用“画室”笔名发表于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短文《题外的话》，是很犯忌的。雪峰写道：“我觉得对文艺作品有两种不妥当的看法或说法，现在还很流行。其一是说，‘某一作品虽缺乏艺术性，但政治性很强。’其二是相反，说：‘某一作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它的艺术性很高呀。’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应该放弃了……其实，如果有谁对说的人认真地反问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实际上也的确很难回答，———在具体的文艺作品，离开‘艺术性’的‘政治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既然发生‘政治性’的效果，为什么又没有‘艺术性’？同样也可以反问道：‘什么是艺术性？’也只要一连反问三次，说的人也会怀疑自己的‘艺术性’来罢。是的，就有‘虽然没有政治性，但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那是怎样的艺术呢？果真没有‘政治性’吗？”雪峰的正面看法是，“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对于社会的政治的东西之艺术的体现或生产有高低，因此艺术价值有高低，因此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也有高低。所谓政治的价值（或革命的价值），一般说是社会的价值，不是狭窄的而是广义的，这须对象是艺术的（无论水平的高低总须是艺术的）作品，即指那作品带来的一切意义之总和而说的。这是作品的客观价值。从艺术方面说，这就叫艺术的价值，因为它是必须从艺术产生的，必须借艺术的方法、机能的力量所带来的。而假如艺术不能带来所说的社会的价值，则它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反之，艺术水平或艺术手腕虽不高，但它分明属于新生的发展中的艺术，反映着社会生活，则在肯定它应有的社会价值的时候，为什么不也同时肯定了它的艺术的价值呢？但这样的看法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性’，‘艺术性’去了结问题了。”雪峰作为文艺理论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作品“不能从艺术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的道理，反对了那种“政治第一”、将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贴标签式、简单化地截然分开来看的论点。这对科学地分析文艺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艺术性，显然是有帮助的。但它立即遭到带着延安整风精神来到重庆的何其芳的批评。何在1946年2月9 日至10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关于现实主义》文章的第三部分，认为文艺作品可以从政治性与艺术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而且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的，而雪峰为何要说它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呢？
当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神圣权威讲话，在很长时期，是不容有任何怀疑或异议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胡乔木才代表党中央宣布，往后不要再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何其芳直指雪峰的反问是针对了毛主席的论点，那雪峰不是至少文艺思想很“成问题”了吗？这件11年前的一椿公案，在1957年这个不寻常时刻，再次被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右派错误言论的人翻了出来 ，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很不平常的尖锐性，恐怕不会只停留在一般文艺思想问题，而要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去。
集子中收的另一篇雪峰受习仲勋、胡乔木安排，为1953年下半年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未被采用，最终遭否决的报告稿，更可以见出1954年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对雪峰由尊敬转为不悦，为什么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示中对他那样严厉的蛛丝马迹。雪峰这篇文稿的题目是《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其实，该文主要论点，已在1953年《文艺报》第一期以同一题目的社论面世了。记得二次文代会开会前，与会的有关人士曾有个传达，说雪峰起草的文稿不能用，遂改由乔木起草，由周扬同志作报告。雪峰起草的文稿问题在哪儿呢？说是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又强调新起草的，将由周扬同志作的报告，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最新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新文艺自五四以来，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而非胡风说过的“市民”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说这个问题事关文艺的领导权，非常重要，要周扬的报告出来后，大家很好地学习领会。雪峰未用的报告，1954年毛主席批评冯雪峰的时候，在作协党内范围也看到了。我当时的印象，人们理解雪峰是从文艺创作应遵循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样来高度真实地反映伟大现实，克服文艺创作跟不上现实和脱离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落后现象。只能说明，雪峰对创作和创作者，标准高、要求高，但不合上头口味。好像并未联想到雪峰对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而乔木重新起草、周扬宣读的报告则是遵循毛主席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来分析和评价文艺工作的，自然受到毛泽东支持、肯定。
雪峰（3）
雪峰起草的报告被撤下来，接着又在对待评论《红楼梦》的小人物问题上，遭毛主席严厉批评，这是雪峰建国后倒霉的开始。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联系的。批雪峰未用的报告，从对文艺成绩估计不足，归结到文艺领导权问题的看法，最后又归到胡风的论点。而在1953年，已经开始批评胡风了。这就是公开发表于1953年《文艺报》第二期和第三期上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1952年9月至1 2月，由周扬主持，一部分文艺界著名人士，在小范围内开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这两篇文章，就是由两人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何其芳批胡文稿的题目是《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