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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和这些人不可同日而语。他一生勤奋笔耕，真正将笔当成自己表达的工具、战斗的武器，就像农民手中的犁，军人手中的枪。除非万不得已生病了，无法写作，才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帮巴金先生起草文稿，正是他生病，需要彻底休息，不能写作、不能工作的那种特殊情况下。那是1982年春天，当时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作协要开一个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需要文学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就这个问题讲讲话，巴金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是作协主席，第二，他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军事题材作品，如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黄文元同志》和《团圆》（电影《英雄儿女》据此改编）。巴金先生无法自己写发言稿，作协只好找个人先起草再送巴金过目定稿。我接到这个任务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反复重读巴金先生以前发表过的谈创作问题的文章，熟悉他的一些基本论点，熟悉他的语气，这样写成一篇讲话短稿（约三千余字），作协改定后呈送巴金先生过目。巴金先生看后表示同意，开会时作协便请一位同志代为宣读。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是在1982年4月间开的。下半年作协筹办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评奖的事，要请巴金先生致开幕词。可是下半年先生又发生了不幸，在书房里整理书架上的书时把腿摔坏了，已送医院治腿养伤。先生身体本已虚弱，这时如何能写开幕词呢？作协有关领导同志遂再次要我起草一个文稿。这次起草完毕改定后，作协将送审的任务也交给我了。
记得我是在1982年12月初一个大冷天动身去上海的。我庆幸这是一次看望巴金先生的好机会。我带着文稿和表达慰问之情的一小袋水果在下午进入医院巴金先生的病房。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和来自家乡四川的亲戚在身边陪侍。李小林给躺在病床上的先生念了我们起草的讲稿。先生听完后表示同意，客气地说声谢谢，并要我代他向作协的同志问好。我怕打扰先生休息，不便久留，说了声“请您保重身体，早日康复”遂告退。当然我内心对先生敬爱之情在那短暂时间内，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其后许多年过去了，那天下午去见先生的情景仿佛如在昨天。
我要讲的一件事是，这两篇以巴金先生的名义发出的文稿，有很多报刊转载。而转载后，每次寄给巴金先生的稿费，病床上的巴金先生都细心地嘱咐女儿再转寄给我。每回收到这转寄过来的稿费，我心里总是激动不已。巴金先生一生辛勤劳动，他也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尽管这劳动是微不足道的。但从这极细微之处，不也见出先生的人品、风格、精神吗？
雪峰（1）new
你见过昆仑雪峰吗？它冰清玉洁，耸入云霄。它当然是中国的脊梁。它是遥远的，即使你看见它近在眼前，你要到达它跟前，还得有漫长的旅程，更不用说你去攀登，那是更加不易的。它多半的日子处在寒冷中，风刀霜箭严相逼，然而它的峰顶却巍然挺立，终年积雪不化，那个地方是纯净的，绝少空气污染。但它又是慷慨的，不知疲倦地供水给数不清的江河湖泊，让它们去为人类造福。雪峰，让我想起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个人是许多人熟悉的。
我第一次见到冯雪峰同志，是我刚来北京不久，1953年1月31日，去听他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讲演。他穿着朴素，神态从容自若，满头华发。这个沟通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曾做了无人能替代的有益工作的人；这个鲁迅先生当年器重的青年；这个在中央苏区时，很受毛泽东尊重，常向他“讨教”的友人（那时毛泽东最好感，引为朋友的知识分子有两个人，一为瞿秋白，一为冯雪峰）；这个被丁玲赞为她最欣赏的男人。这不就是雪峰吗？
雪峰那个报告，我至今留有印象，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仍是基础。所谓教育作用，并非抽象的说教，它离不开真实的反映，离不开塑造性格化的人物，恩格斯特别讲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从创作方法上讲的。第一，从美学上讲，不性格化是不行的，第二，从认识上讲，要现实主义，这是真实，写典型要个性化（无论哪个人身上都有典型性，只是存在差别），没有个性的典型性是公式主义———“稻草人”。这样的作品不能反映现实，从真实上要求没有达到，当然也难实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那时我学做文学编辑不久，觉得雪峰论述精辟，击中了盛行一时的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要害；他对创作者的要求是高的，他要文学工作者研究、思考创作现状，不宜盲目自满，不求上进。
雪峰是文化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且在历史上有过大功（如1936 年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传达新的精神，重建党的工作），传说他40年代到达重庆，周恩来曾同他热烈拥抱。这样一位级别、待遇高的干部（195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关照下，冯雪峰调来北京，以副部级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1953年，习仲勋取代陆定一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任管文艺的副部长，他们希望雪峰参加文艺领导工作，遂调他兼任全国文协（作家协会的前身）党组书记，并兼《文艺报》主编，配有专车。据我所知，他仍是纤尘不染，一介平民姿态。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他经常不坐小车，穿着一双青布鞋，步行上班。那时他住在苏州胡同，离“作协”所在地东总布胡同不远，也不近。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在文艺圈子中，当年可说是绝无仅有。他的一位亲属最近对我说，雪峰最看不惯的是文艺界那些爱端架子摆谱的领导人和某些个知名作家。有回一个党员名作家坐着小车去看他，此人上车下车都要等待司机给他开门。等那作家的车一开动，雪峰就大声骂娘了。他还看不惯的是有些人进城了，就丢掉“糟糠”妻，换上洋学生老婆。他认为这类现象至少不符合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号召的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精神。雪峰是性情中人，他的这股闷气无处宣泄。正好这时陈涌批评了萧也牧的新作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说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感情。这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丁玲问雪峰看过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主要是作者写那男主角对待其妻、一位劳动妇女的嘲讽态度不大对头，这是他一向反感的男性对女性的侮辱人格，说重一点，有点“玩弄”的味道，这是中国以前某些封建士大夫惯有的低级趣味，也使他想起进城后抛弃 “糟糠”妻的那些人们。他认为陈涌的批评不够准确，难道小资产阶级都是那样对女性取侮慢态度吗？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篇文章。雪峰用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他在文中说，这不是文学专家的批评，他其实是在写一篇社会批评文章。雪峰通过批评萧也牧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地对那些重返大城市，回到十里洋场的“登徒子”们大肆挞伐。但是这有点过火的敲打，毕竟首当其冲地落在萧也牧这位创作上还颇有势头的作家身上，又恰在批评电影《武训传》问题，对文化界的敲击之后，其延伸的后果，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始料所不及了。雪峰向来反对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这篇偶一为之的文稿，后来被人说成“打棍子”。但对雪峰来说，这表明他作为一个纯洁的共产党人，在新国家初建时期，眼睛里容不得他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