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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这应是不困难的。写作那样的作品，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
但在1979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他们打听到，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儿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于是决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那天，正逢天津大雨，王扶冒雨前行，可谓正是时候。一肚子话要说，酝酿了许多的精彩素材憋闷着无人理睬、无处诉说的蒋子龙对自己尊敬的全国权威文学刊物的编辑之盼望，差不多可以说是大旱之年盼一片云彩、盼及时的雨，对她的到来，自然是欣喜之至。而编辑部呢？盼蒋子龙的佳作、新作，最好是拿出再受读者欢迎的佳作而在文坛复出。王扶极佳地表达了编辑部的愿望。这正是双方都有需要而“一拍即合”。蒋子龙答应不久之后拿出一篇不叫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兴利除弊，人们到处在呼唤有作为的“乔厂长”“上任”，蒋子龙了解民情并深有感受，传达了人民的意愿。
何士光成名作《乡场上》
改革开放十几年，古老神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文学作品，尤其短篇小说率先敏感地、生动地、准确地写了人的这一精神、意识的变化，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在这一进程中，也就崛起了一批新作家，有的人原是无名的，且来自穷乡僻壤。
一叠不起眼、字体小但字迹尚清楚的手稿放在我面前，这是小说编辑赵国青交给我的一篇可用稿。作者的名字何士光，从未听闻过，是贵州山区的一个中学教员。
小说的开头，仿佛也是极“不起眼”的。一个平常人物出场，极其平淡的乡间生活：
在我们梨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像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这般没精打采、疲疲沓沓的叙述，乡村里两个女人发生纠纷又请来第三个顶没意思的人作证的平淡故事，怕是要把人的瞌睡引来了吧？编辑部里有时就有编辑打瞌睡的事。有时打瞌睡就是因为一篇沉闷的来稿造成疲劳效应。可是我没想到何士光这篇语不惊人、以平淡叙事起头的手稿，竟步步牵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渐渐走进偏僻乡场上这几个平凡人物性格、命运、心理冲突的漩涡中心，而这些性格、命运、心理的冲突又和时代的发展、变革紧密相关。随着这些冲突起伏跌宕，渐次紧逼，丝丝入扣戏剧性地展开，于是我看见了惊涛骇浪，听见了平地一声惊雷。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那个从前被人瞧不起、穷愁潦倒“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精神上的新觉醒！他为那个受欺侮的女人（民办教师之妻）公平作证！他不再畏惧横强霸道的乡场上“贵妇人”、食品站会计之妻罗二娘，也不再惧怕那个一向偏袒、向着“贵妇人”的曹支书会吊销他的“回销粮”！因为“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照样可以过下去。”至于买肉，“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啰！”这真是异军突起，挣断锁链走蛟龙啊！作品结尾写道：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再不管罗二娘怎样吵闹，大家笑着，心满意足，很快就散开了。确实是春工忙忙啊，正有好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禁拍案叫绝！何士光确实是一位以“小”见大，善于从生活的细微平常处感受变革之风，发掘、发现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于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在有限的篇幅里（这篇小说仅七千字），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展示了乡场上几个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历程！写小说譬如揉面，他是很会掌握松紧、弹性、力度的人；譬如作曲，他是颇会掌握节奏快慢疾徐、音调抑扬顿挫的人。我读这篇小说稿如欣赏一首乐曲，明显地感觉，它是由压抑、沉郁、沉闷，渐进到开朗、昂奋、明快；由“乌云四合”，演变到“云散天开”。没有对乡场上层、底层诸种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写时掌握恰当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间集中那样多的生活”，并做到有节律，分轻重、疾徐，从容有致地展开。这正是写小说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虽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从《乡场上》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较深功底，艺术有相当历练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读他这篇小说，我马上联想到50年代初期贵州一位善于描写乡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写四川乡场的圣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笔墨，明确地可以看出有这位老作家的影响。正在编的《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头条小说，我觉得何士光的《乡场上》做这期小说的头题当之无愧，很快获得主编的首肯。次年春天，《乡场上》没有争议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韩少功出道（1）
1977年下半年，王朝垠编辑去湖南组稿，说他在长沙遇见过几位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思想敏锐，谈吐不俗。其中一人叫韩少功，时在汨罗县文化馆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韩少功这个名字。
第二年春天，他送来一篇小说，人也在编辑部见面了。他瘦瘦的个子，宽阔的前额，显得年轻而精神。小说稿经过初审复审，我们觉得由于作者力图驾驭大的场面和众多人物，小说结构显得有点庞杂。然而可贵的是作品表现了对生活一股激情和作者分明的爱憎。小说以抗洪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位老干部———市委书记的形象。他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带病坚持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小说的题材并不特别新鲜，然而在1978年初春还是可以发表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激情。小说经过王编辑精心压缩修改，重新取了个题目。这就是韩少功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的处女作《七月洪峰》。
1978年下半年，韩少功已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学习。这时又寄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