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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
与《远去的白帆》类似的遭遇，我还想起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后来也获奖，但当初曾被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基本否决，而编辑们努力为它争取了个“请作家修改”的待遇，这才说服了那位负责人终于同意在刊物上以“末条”地位发表。
我并不觉得《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最好的小说，但发表还是可以的，至少不应被否决。之所以被否决，是不是因为它较早地提出了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样的问题？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一位中学教员长期不娶妻却在自己抽屉里锁着一张青年女子的照片，因为这事而招致“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其实，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算不得什么啊，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拨乱反正中已经做了的事，有何犯忌呢？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1）
在大地已经开冻，正在日渐变暖的时刻，处在一家历史“悠久”（与新中国同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上的人，如果说要制定计划、“主动出击”，例如寻找1957年及在以后陆续“失落”的作家，那么，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字，这些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人不能够忘记。记得当时为寻找而列入名册上的有：王蒙、张弦、陆文夫、方之……还有一位有神秘感的李国文。历史上这些作家跟《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均有一番不寻常的“因缘”，或者第一篇成名之作是在该刊发出，其后又因此而遭受数十年厄运；或者成名之后一些有影响的佳作是在该刊登载的。
在1977年、1978年之际，很快知道了其中一些人的下落，王蒙远戍于新疆伊犁的霍城，陆文夫、方之在江苏偏远的县份，张弦在安徽一个工业城市……编辑部立刻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978年、1979年发表了他们的新作。他们的佳作很快产生了全国影响，有的正意味着他们的复出。
但是还有一位李国文，似乎姗姗来迟。
李国文为什么有神秘感呢？这得从他1957年突然作为新作家露面又迅即消失说起。
那是1957年炎热夏天的5月末、6月初，到处在动员鸣放，尤其意识形态部门、文学艺术部门，上边一再批评“放”得不够，于是党内、党外、机关内外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举行了，鸣放得热火朝天，刊物则要求进行改革、革新，以便容纳更多的各种风格、流派，或探索性质的作品。《人民文学》刚刚“换马”，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篇文章被通知“准备检查”而离开了编辑岗位，改由从作协机关一个部门刚回到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主持编政。李清泉在作协领导的支持下，正情绪高昂地筹备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
一天，一位身材稍高、不胖不瘦的青年来小羊宜宾胡同三号的编辑部送稿子，当即安排小说组编辑崔道怡接待。编辑部在秦兆阳时期已形成一种风气，一旦有谁发现一篇好作品（好小说，好诗，有创见的论文），立刻在编辑部内奔走相告。而好的小说，无不想“先睹为快”。崔道怡接待的这位青年作者名叫李国文，陌生的名字，“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一次送来的五六个短篇，立即在编辑部造成一股小小的“旋风”。很短的时间内，这五六篇小说，差不多有关的编辑以至评论组编辑都传阅一遍，并且议论风生。这实在是一束有特色的短篇，这个李国文“投掷”的是“集束手榴弹”（借用胡风先生语）！这些小说，涉及城市生活、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方方面面，不仅见出作者有较深广的生活根基，且有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的灵魂独到的观察、感受、解剖，这后一点是颇为难得的，远胜一般生活底子薄，或有生活阅历而没有形成艺术见解的作者。再则，这些短篇小说的技巧圆熟，一般来说构思精巧、剪裁得当、文字精炼（没有多余的废话），读这些小说，使人想起一些成熟的小说作家而非一般青年作者的作品。我当时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些小说富有朝气、锐气，让我们想用中国古诗词中“斗尖新”这个词来形容它。“尖新”在这里不光是新鲜、新颖的意思，还有年轻人对生活里某些不合理或畸形现象尖刻嘲讽的意思。但完全是坦诚、善意的。“斗尖新”也就是竞尖新。这个年轻人在生活里、写作上或许都有点儿锋芒毕露，要显示一下自己在小说创作上小试锋芒亦能出奇制胜。这只要读读后来发表的《改选》，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这篇小说对工会的改选（搞形式主义的树“样板”等等）含有嘲讽的意味；而人物的处理（受群众拥护的老工人突然在改选中死去）、小说的结构、结局等，确实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一个年轻人要以自己创作的作品闯入文坛，我觉得正需要这种冲劲、锐气、“斗尖新”的精神，这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值得宝贵的。且说当时编辑同仁们对这一束作品如何处置，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将这“集束手榴弹”一次抛出来，在刊物上推出一个新作家；有的则主张慎重，先发表“最有分量”、艺术上也相当出色的那篇《改选》，这同样会发生影响；有的则因小说内容、写法之“尖新”而怀疑会不会犯忌，主张小说不要着急发出而从容计议，或许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年轻的作者。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不久，6月8号《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形势急转直下。但李主任并没有动摇，而是很坚定地大体按原计划编他的7月革新特大号，包括发表新作家李国文的小说。而此时他更觉得在如此大的风浪中，先选择一篇发表为宜。人们不能不佩服李清泉的胆识，他居然将新作者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表在7月革新特大号的头条，这样做法，无论就支持一位新作家或支持这篇内容尖新独特可能带来争议、风险的小说来说，都是大胆、有魄力的。李清泉这样做了，7月号革新特大号刚出来曾受到作协一位领导人的祝贺。可是好景不长！李清泉在随即开展的反右派中被划为“右派”。李之划右，7月号“集束手榴弹”式地抛出一批“毒草”———人们不应忘记7月号刊物的头二三条小说《改选》、《红豆》（宗璞作）、《美丽》（丰村作）当时均遭挞伐，经过二十多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被收入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集子中———不能不是他的一宗大“罪责”。而更加悲惨的是刚一露头的青年作家李国文劈面挨了沉重一棒，在所属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据说《改选》这篇持善意批评的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还了得！这个在全国文学刊物刚发表了头条小说的李国文，也因为这篇小说，而很快地神秘消失了。跟支持他的李清泉同命运，但是遭遇比李清泉更惨。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2）
在1979年，文学处在百花齐放的第二个春天（1956—1957年应是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决心找到这个李国文。
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偶然从铁路系统编的一册反映自卫反击战的报告文学小册子中，见到李国文这个名字，这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李国文呢？很可能是，1957年他不就在铁路系统工作吗？很快从铁路系统一位作者朋友那儿打听到他的单位、住址。恰巧这时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来消息：李国文有一部长篇稿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