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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编辑部意料。据我所知，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我印象最深的是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2）
不久，《文学评论》杂志召开小说《班主任》座谈会，不少著名评论家纷纷发表高见，肯定小说《班主任》在创作上的意义。记得有位评论家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做了对比：同为“救救孩子”的主题，同样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见解深得大家赞同。
1978年春，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次评奖，《班主任》荣列获奖小说的榜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老作家茅盾，亲自向刘心武授奖。
莫伸的成名作《窗口》
《窗口》是一篇投稿。作者莫伸是西安市的一位年轻业余作者。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一篇以悼念周总理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他留给《人民文学》编辑的印象。那时《人民文学》的刊风，非常关注各地新露头的作者。莫伸有幸，稿件寄到编辑部，便受到一位女编辑向前的重视。她很快看完稿，给予肯定，将稿件送给我复审。我亦肯定这是属于找回老传统、老作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的主题、也是属于当前拨乱反正———澄清被“四人帮”弄乱了的思想的主题。小说并非空洞枯燥的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主题。如发表，肯定会受到读者欢迎，我们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剩下的问题是在文字上做些加工，修改、压缩作品，主要是文字压缩，使小说的结构紧凑点，文字精炼点。而小说结构松散，文字拖沓、啰嗦，往往是一些业余作者易犯的通病，莫伸当时也在所难免。我记得原稿被向前压缩掉近三分之一篇幅，小说反而更加精炼、集中、可读了。我遂将此作安排在1978年第1期小说的头条。比较之下，觉得只有这篇小说做头条较为合适。虽则莫伸那时并没有很大的名气，编辑部也没有人见过他，同他相识；而排在这篇小说后边的也有名家之作。但权衡之下，还是让它打了头。此种安排在编辑部无异议地通过了。这是当时的实情，我们肯定这位新作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并没有对它做出很高的评价。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大超出编辑部的预料。几乎不亚于《班主任》的受欢迎，读者来信也是雪片般飞来，且街谈巷议时常流入耳鼓。我在乘公共汽车时，听见一位乘客与售票员对话：“你读过《窗口》吗？没有读过，建议你不妨读读，看看人家韩玉楠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小说《窗口》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究其原因，是读者内心深处强烈呼唤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美好人格重新复活再现。而在“为人民服务”（“四人帮”且高唱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服务质量普遍下降，服务态度普遍恶劣，已成为“四人帮”肆虐时期最受群众反感、憎恶的社会积弊之一种。惯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四人帮”制造的舆论，竟将勤恳为人民服务诬之为“低头拉车不看路”，诬之为“白专道路”，于是只有那些会耍嘴皮子，偷奸耍滑的人反而常被他们封为“先进分子”。邪、正颠倒，正气、正风受到压抑，社会道德风气遂日益沉沦败坏。《窗口》通过铁路售票窗口这个小小的社会服务窗口，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振臂高呼，呼唤优良的服务质量态度再回来；呼唤美好的心灵、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美好人际关系再回来，这无异道出了大家久久郁积在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像《班主任》那样，引起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心灵的共振。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窗口》没有争议地名列前茅，著名文艺评论家林默涵在《光明日报》撰文专门提出这一篇来赞扬，说它是一篇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人的社会道德水准的“适当其时”的作品。
我也是在这次评奖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青年作家莫伸，他本名孙树淦，莫伸是他的笔名。是一位长得白净清秀，也可以说是“秀外慧中”的年轻人，虽则他当时干的是又苦又累的铁路装卸工人的活儿。据说，小说《窗口》中青年女主人公韩玉楠的形象，相当一部分取材自他未婚妻的生活素材。从自己心爱的人身上获得的灵感，是他这篇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王亚平成名作《神圣的使命》（1）
1978年春夏之交，《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将一位作者的手稿交给我，并做了说明：“这份小说稿是一个年轻作者转托冯至同志向我推荐介绍的，你先看看吧。为什么交给你呢？据作者讲，这篇稿子他已经向你们小说组投稿两次。第一次交给一位女编辑，第二次交给一位男编辑，均被退稿，作者不服。这回慎重处理吧。”
小说的标题是《神圣的使命》，作者的名字叫王亚平。这个王亚平显然不是那位老诗人王亚平，而是与他同名。手稿的字写得不好，笔画稚嫩，歪歪扭扭的，好像一般中学生写的字，即从字迹也可证明这个王亚平属“小”字号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读着读着，我感觉小说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像作品的标题显示的那样，作者要伸张正义，作者在伸张正义。通过一位在公安战线多年工作的老警察王公伯，顶着“四人帮”强大压力，坚持为一位善良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感受的正是人民公安人员那一身凛然的正气。他深深地同情被侮辱、受损害的人民，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真正的罪犯“四人帮”及他们的代理人。他献出满腔热情，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正义必伸，邪恶必惩，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行动的指南，也是历史必然的逻辑……我感觉正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感、庄严感、使命感，使作品显示恢宏的气度。小说有一种像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佳作那样的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断然贬斥，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追求、这种激情所构成的作品的基调是非常可贵的。我坦白地说，读着这篇文字稚嫩而又文气不俗、含着“真金”的手稿，面对着受损害被侮辱的善良人们的遭遇和伸张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我好几次想起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样一篇作品是不应该轻易被退稿的；但是目前又还达不到发表水平，除了文字稚嫩、粗糙，结构也不甚讲究，表达方面也有好些欠缺，人物形象完成得不够丰满，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粗疏，细节上也有漏洞……总之，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写作经验的新手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趋势、时代大潮、人民呼声、人物精神闪光点的敏锐感觉和捕捉，以及大胆的表现，这恰是某些写作技巧、经验丰富的作者反而欠缺的。这篇作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不同凡俗的“潮头”作品。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即便只有六七分、七八分的把握，也不宜放弃。
自然，我也设想，作者对退稿不服自有他合理的因由。而我们两位编辑退稿，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第一、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我们编辑头脑里仍存在不少的“框框”和顾忌。且愈是工作时间长的编辑，顾忌可能还多点。甭说“四人帮”关于文艺创作的某些条条框框在我们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某些“左”的指导思想关于文艺创作的禁忌———诸如专政机关（公、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