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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隔几天，“战线南移”。由批评《文艺报》、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转为必须对胡风“集团”战斗。胡风、路翎很快（在来年春季、夏季）变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批对象。
一个作家就这样从人群中、从社会上、从文学界消失了，包括他的作品也从书店、图书馆，一切公开阅读的场合消失了。
我再也不可能见到路翎了。直到23年后，1978年夏季，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它和《人民文学》杂志同处一楼）公布的选民榜上看见路翎的名字，这对我引起震动，也确实算个可以“奔走相告”的大新闻，当时虽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落实政策，我想路翎既然没事（有公民权）了，作为刊物的编辑，我应当去看看他，遂向剧协的同志要来路翎的住址。
那天去看路翎的情景是我毕生难忘的。
他住的那地方名叫“芳草地”，一个好听的名字，是我早年居住过的。在一排简陋的红砖平房里我找到路翎的家。开门的是位面色苍白、手指粗糙的妇女，如同我在街角偶尔见到的一个捡拾破烂的妇女。她请我进屋去坐，那语气、眼神充满一种善良、平和、文静，我猜她是路翎夫人余明英吧？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是的，果然不差。女主人给我张罗茶水，说，“路翎散步去了，他脑筋不好，走不远，一会儿就回来的。”
我坐在进屋的那张单人床上，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九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单人床，便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此外，便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没有书柜书桌，看不见书；看不见北京任何一个普通人家起码会有的那些必备的家具，像衣柜、箱子什么的，这真是家徒四壁。仅在门口有张小长条桌，堆放点杂物及锅、碗等厨房用具。能够想像这是曾经名声远播的一位作家的家吗？他们已沉沦在贫困线以下，属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了。看看他们当时的职业，余明英在街道办的工厂缝补麻袋，月收入27元；路翎扫街，月收入15元。这样月收入四十几元的人家，北京也不多见吧？“四人帮”粉碎后才结束这种为生活所迫所进行的劳动，路翎才恢复在他的原单位剧协领取工资。
三个坚强的女性（3）
余明英很平静地向我叙说着她家这几十年的遭遇。1955年路翎被关进监牢，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那时年纪都还小，两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她们聪敏，好学，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秀，可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升入大学的。全被送去乡下劳动，两个远去内蒙古插队，一去就是七八年、八九年，不能上调。小女儿是最近才回来的，今年36岁，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果品公司当临时工。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在外地。那么，这几十年，支撑这个家庭，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给狱中丈夫以安慰和希望的，便是余明英一人了。我记得余明英年轻时是在电台做事的，从她那双又温柔又沉静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同路翎挺般配的。而她那双手也定是柔指绕绕，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树皮般老黑僵粗的。岁月的苦难将一个人的手指磨硬了，形象整个儿地改变了。不变的或许只有那颗善良、坚强，永远忠诚、永远信赖丈夫的心。
“路翎被送进监牢以后，起初他还抱有希望，以为很快会解决问题，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在旧社会经历简单，并且还是追求进步的，1949年解放时他还不到30岁呢……时间一长，他就不耐烦了，脾气变坏了，后来就得了神经病，跟管理人员吵闹，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坏，直到被送进安定医院去住院。但总是时好时坏，脑子已经很难恢复了。延至1975年才对他宣判，判决无罪释放。他坐牢20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也戴了20年。他放出来后，那时是“四人帮”时期，还是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在街道上监督劳动，扫街，每月发给15块钱生活费，这还算照顾呢！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多了，只是脑筋还是不好，记忆力不行了，说话迟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但他对扫街的工作倒是很认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他分管的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直到最近，关系归属了原单位，他还去问，他不扫街了，由谁来接替他？那意思是，没有人接替，他还要坚守岗位。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一生都没有变。”
正说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背微驼，中等身材，胡子巴叉，满头灰发的老年人来到了门前。不用介绍，来人便是路翎。这跟当年我见过的那个路翎，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了！要是方才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那年58岁，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动作是迟缓的。说话，也是半天想不起来一句。抽烟，表情呆滞。我提起一些往事，虽然反应缓慢，但还算是能够呼应的，尚能够与我应答几句。余明英是高兴的，说他比以前大有进步！以前有客人来，他可以一坐半天不做声呢！当他注视我时，我发现老人眼里那份善良、纯朴，似乎重又唤起我对过去的记忆。这双眼睛还是我熟悉的！只是永远消逝了青春的光芒。
明英送我出来时，她是乐观的！她明显感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她们这些过去遭受冤屈的人，处境一天天有所改善，往后肯定还会更好！随着境遇的改善，路翎的精神好了，脑筋也会慢慢地有所恢复。
其后几年，我常去看看路翎夫妇。他们的住房、生活待遇，都大大改善了。住房，经过三迁，而今完全恢复了作家路翎应享有的待遇。路翎的脑筋也渐渐恢复些，时有诗文发表，不久前还发了短篇新作，令人欣喜。只是在1981年，中国剧协在春末组织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农村访问，路翎也被请去，余明英陪同，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能由于太兴奋，可能是几十年承受的太沉重了，一旦解除，精神松弛下来，肉体反证明早已毁损却还不察，余明英在半路上，突然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这几年经过治疗，也有所恢复，能勉强走路。只是脑子、手脚，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本文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克异和他的夫人姚锦。
李克异。1953年我来北京工作时，同宿舍有位比我年长的编辑，他也是东北人，与克异是朋友，常有来往。那时克异的住处离我们不远，他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因之我与克异照过几次面。那时印象，圆圆的脸，正处盛年，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厚道的人。但我跟他并没有个别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朝鲜通信报告选里，那篇《不朽的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写得非常出色，刻画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当时各报竞相转载，后来还编进了教科书。
从同室编辑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克异以前笔名叫袁犀，这唤起我久远的一个记忆。那还是解放前我上中学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作者正是袁犀，我一看就放不下了。至今仍有印象。小说写北方农村的生活，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我是全新的。小说作者好像极会创造艺术氛围。走进他用艺术的笔触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因而我对李克异又多了一层敬重。
可是不久，紧跟着反胡风的那场运动，李克异也被审查，“汉奸作家”这顶帽子，竟也飞传到我们单位。其后好些年再也读不到李克异发表的作品，只记得他出版过一本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6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杨靖宇》这个电影剧本，仍是显露了他的创作才气，并且表明他生活的根底颇深，尤其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有很大的创作潜能。但因他这个人“经历复杂”，据说拍片困难。
三个坚强的女性（4）
我认识李克异的夫人姚锦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克异已经去世好几年。姚锦给我讲了好些克异的遭遇。那场运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