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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的佳作。
60年代初期，三年暂时困难期间，重提贯彻“双百方针”，领导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文艺报》专门发表题材问题专论。这时文艺界的气氛较和谐、宽松，创作也渐趋活跃。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剧作家陈白尘是陈翔鹤的老友，遂向陈翔鹤约稿。翔鹤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又喜写小说，对他来说写点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之事，于是欣然应白尘之命。但陈老做事向来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从事创作亦然。历史小说他久未为之，因之材料的收集、酝酿、构思均极谨慎，也没少费工夫。例如，晋代的服装究竟怎样，他是请教了他早年的老友挚友，作家、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先生在他的手稿上加了不少眉批，写下有趣的具体建议，他吸收了。不久，陈老的第一篇历史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写成，我去取稿，就便和翔鹤老人聊了几句。
他说：我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呢？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类似意思的话，记得他同白尘也说过。
陈老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成了“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犯，《陶渊明写〈挽歌〉》这篇表达豁达生死观的小说，不幸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荒诞地受苦、遭罪的苦难“挽歌”。
周立波的抗辩·简易楼
抗 辩
作家周立波下农村体验生活时，赤脚，高挽起裤腿，跟农民一道下田插秧，俨然一个作田老手。可在平时，他是个温文尔雅、气度从容，说话带点幽默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遭难，造反派把他带到湖南各个地区示众、游斗。在挨斗时常常呼喊这样的口号：
“打倒三反分子周立波！”
一些人竟走到被迫低头弯腰，正在受罪的作家面前厉声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立波忍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操着湖南乡音，仍然温婉地回答质问者：
“唉，你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吧？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写小说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没有读过我建议你不妨看看。”
“谁看你那些坏书！”
“啊，我的书写得不好，你写一本好的嘛！”
这样的回答，可以想见它的后果。
这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一个朴实无华、透明度极高的人；一个热爱人民、相信自己，因而有坚定信念的人。即使面对苦难，也不失那天然幽默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简〓易〓楼
周立波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他是湖南益阳人，周扬的堂侄。他写毛主席回故乡的优美散文《韶山的节日》，不知为什么遭到康生、江青的嫉恨且祸及他的小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小说创作。说他在作品中写了一个英雄，却让他死去了，这“很坏”。这也成为一条罪过。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作家会议上，立波（包括他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和赵树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立波的遭遇更惨，先是被押解到湖南各地轮番批斗，后被公安部门收审，长达六七年。
他原在北京市内购置有一所平房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已被他人占有。
粉碎“四人帮”后，好不容易打听到立波回了北京，并在西城区百万庄附近有一住所。1978年春夏之交，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去看望他。到了百万庄我循着“宇宙红×号楼”的地名去找他。我设想这楼房的名字多么神气，一定是建筑讲究的楼宇大厦，一定已为他落实政策（包括房屋政策）。但我完全错了，“宇宙红”属于北京市最简陋的简易楼房，没有煤气、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得自己生煤炉。我由于估计错误，最后才在简易楼群里，发现周立波的住处。叫个“宇宙红”，实际是北京平民、贫民的住房，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自然是“四人帮”时期的做派。但我见到立波夫妇，仍是同以前一样朴素、亲切。立波穿着布衣，敞开领、足登圆口布鞋，坐在普通的椅上。楼梯口堆放着蜂窝煤、烧柴，室内陈设颇为简陋，看不见以前那些书。而立波似乎对这种平民的待遇处之泰然，言谈中丝毫没有表示不满，这正是立波的平民本色。他关心的是文艺的前途、命运，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使文艺复苏繁荣。不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湘江一夜》这篇佳作。宝刀不老，保持他过去那生动、幽默、风趣、从容有致的风格，写了一代老革命家，写了人民的军队。作品于1978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1979年初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名列前茅。在短篇小说评选中，立波被聘为评委，积极参加评选活动，用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生活阅历，热情支持鼓励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谁知在这之后不久，立波突然得了重病并一病不起，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韩北屏的尊严
韩北屏离开人间已经26年，他在世时是我的邻居。那时他在作协外委会主事，接待外国作家，经常出国访问。作为作家、诗人，他从未放弃笔耕。那阵子他写得最多的是游记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但在创作上他还有更大更多的抱负，想出手更有分量的作品。他曾跟随渔民出海体验生活遭遇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九天九夜，在他参与指挥下，九死一生，船员们终于全部安全脱离险境。这番亲身经历，他曾向许多人讲过，期以时间，他完全可能写出像麦尔维尔《白鲸》那样的传世作品。我最早知道韩北屏是50年代初期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中南文代会上，他是华南的代表，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刚从香港返回不久。这之前，他有很长一段生活、工作阅历：早年在江苏家乡药行当学徒时开始学习写作。30年代起，编报纸副刊。抗战军兴，他参加抗敌宣传队赴前线战区活动并担任报纸的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去广州与周钢鸣等合编《国民周刊》，不久却遭反动当局查禁，他遂去香港。60年代来全国作协工作前，他已是广州作协的副秘书长。北屏其人性情温和，家庭和睦，善待左邻右舍。邢台地震时，我和爱人均不在家，半夜，他去楼下敲开我家的门领着我家老奶奶带着三个小孙女去场院中避震。事后我母亲提起这事对韩北屏感谢不尽。
“文化大革命”浊浪乍起，韩北屏从亚非作家会议回来，立即被揪进黑窝，他当时情绪还是开朗的，虽说年纪已50出头，仍是作为少壮派同我这样的“小黑帮”一起干倒腾家具等重活。没想到在1968年某天，他却遭遇一场意外的大灾。那几天，我们见他面色发黑，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造反者数年前因历史问题受审查，他心存不快，“文化大革命”中伺机对韩北屏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报复。“文化大革命”罪过之一，便是诱发人们灵魂中最恶劣的情感，并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打着造反的旗号徇私报复，便是其中一例，江青报复她的“仇人”王莹、孙维世等等人。那个造反小人物便报复审查他历史的韩北屏。他不便公开报复，就趁无人之时将韩北屏叫至办公室内，他关上门便喝令韩摘下眼镜，说时迟那时快，他左右开弓，连搧韩北屏三记耳光，韩立即倒在地上。那人完成了报复，可是韩北屏向谁诉说呢？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比肉体的创伤更重。从此他长期抑郁，面色发灰。1969年军工宣队进驻后，虽然宣布解放了他。这时他已得了重病，一年后死于癌症，终年56岁。一个颇有抱负的作家、活跃的工作者，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996年2月24日
（载1996年南京《新华日报》）
不屈的文人（1）
——诗人李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诗人李季过早地离开我们，正像近一两年某些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的作家艺术家突然离开我们那样，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疾病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