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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兵和老兵
这样的故事也不少。文艺评论家冯牧应算个老军人，淮海战役时，他任战地记者，火线采访，出生入死。解放初期，他是一个大军区的文化部长，1955年授军衔为上校，而今却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气喘吁吁地在本连充当养猪工。一天新上任的政委（就是前述原县人武部的政委，军衔可能只是个少校）跑来现场视察，一见冯牧在铡草，铡几下，喘口气歇一下，对于一个患肺气肿病的人，已经够难为他了。可是这位三十来岁的政委见了冯牧却大喝一声：“你偷什么懒！”弄得冯牧一愣愣的，气喘不迭，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个小兵，年约二十来岁，大约是才提拔不久的副排级干部吧。他爱给5连的人训话，说话常常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例如骂那些被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说他们是“被小爬虫扒了几扒的”。有回竟大发雷霆，在一个会上大骂我们的老领导严文井。老严也只有静静地听着，不做声。他曾任延安“鲁艺”教员、《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协党组副书记，人们都尊重他。只有这位气盛的青年觉得自己是来领导这些人的，骂骂他们又何妨？
7。 不是结局
我最后一次看见邵荃麟大约是1968年初春，专案组的人将他从文联大楼地下室（那时地下室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刘芝明）带到四楼提审。这时邵荃麟身体已相当虚弱，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哼哼声惨不忍听。邵荃麟平常本是以吃流食（如牛奶等）为主的，而今看管他的人，据说硬要他吃难下咽、消化不了的窝窝头。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惩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年后邵荃麟交卫戍区监管。1971年6月10日，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5）
1975年某天，我去看不久前复职任总政文化部顾问的刘白羽。白羽对我说他被监禁在秦城六七年。在那单人牢房里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刚放出来，发生语言障碍，好些词记不起来了，说话异常吃力，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多灾多难的老诗人、国际活动家萧三。萧三是毛主席从小学到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同世界闻名的一批大作家，如苏联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法捷耶夫（《毁灭》的作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等等，均有联系和往来，为加深中国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友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国际歌》词最早的译者之一。抗战初期回到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仍然经常出访国外，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59年我受命为他笔录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学》发表，曾去过他家。这是一个“国际家庭”，夫人叶华是德国人，新华社摄影记者；女仆瓦佳大婶原籍俄罗斯。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的诗人，尽管是久经考验的，却立即成为有关部门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1967年6月，立即被捕入秦城监狱。倒是免了在作协挨批斗。夫人叶华在他前几天被捕。萧三夫妇作为“苏修特务”在秦城单人牢房分别关押7年，他们的问题却一直查无实据。萧三年老体弱多病，又不断提出抗议，才于1974年10月被释放回家，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受街道监管。萧三的问题是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亲自出面过问后，才于1979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三年后的早春，老人辞世。
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后有个批示，看来周扬一案需重新审理（大意）。周扬那年月不仅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毛主席的批示，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意味着周扬一案有了松动。
1975年，邓小平同志具体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纷纷向上写信反映情况，包括作品和作者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向上写信，才导致毛主席批示举行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纪念会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刁难、破坏，尽量缩小了规模和影响。
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是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光年不仅受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连《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也被列为宣扬周扬“国防文学”“阶级投降”路线的“黑标本”，被《红旗》杂志公开批判。那是70年代初期，张光年也在干校5连。因身体较弱，同老诗人臧克家一起轮流担任5连的值班守夜人。《红旗》登出对他的批判文章后，5连的人也不得不开张光年的批判会，将历史早有定评，人民十分喜爱的佳作“批判”。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还是导致了文化部在北京留守的干部部门，宣布将张光年解放。
老剧作家、原《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也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戴的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陈白尘远离南京的家，在干校5连长期当了放鸭的“鸭官”，风雨中独自在泥里水里来去。70年代初期《红旗》杂志登的批判文章也点了他的名和剧作，他也在干校横遭批判。1973年下半年，干校的干部部门，解决了陈白尘的问题，他从干校直接返回南京。（陈白尘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6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作协，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冯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是1972年下半年，诗人李季从军宣队手里接任干校5连支部书记后，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生活，从而实际上吹掉了他这顶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973年干校军宣队领导批准冯牧回北京养病。但是侯金镜含冤早逝，却没有亲自看见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冯牧回京后一直在家闲居。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复出。
张光年也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复出。
8。“石破天惊”
极“左”路线下，国家前途茫茫，人民无出路，文艺更无出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1976年，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在了“四人帮”身上，“四人帮”一朝覆灭，他们全无精神准备，当下午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他们上午还在举手高喊向江青致敬呢！“四人帮”一垮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政从文生涯，也就终结了。
1978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于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害，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文艺肯定会复苏的。那么怎样对待所谓的“黑线”和“黑线专政论”呢？有的人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人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广东方面的东道主，要大家题字、留诗作纪念。只有周扬一手挥就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6）
石破天惊四个字让人记得。
最近十来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文艺创造方面的几度崛起，的确是石破天惊。周扬在其生命的晚年，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确善思考、善总结。
弱而强的冰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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