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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表现联合抗敌的主题）《高渐离》（五幕剧，写于1942年6月，取材于《史记·荆轲列传》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乐器）反抗暴君，为正义勇敢献身的故事。《孔雀胆》（四幕剧，写成于1942年秋天，写元代云南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南冠草》（歌颂明末17岁爱国诗人夏元淳慷慨殉国的气节，写于1943年3月）。这些以古鉴今，塑造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崇高形象，鞭挞了丑恶，充溢着浪漫激情的历史悲剧，是郭沫若对我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独特、杰出的贡献，在当年大后方上演（有的剧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演），对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反对蒋政权黑暗统治，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同时，它们早已成为可供人们阅读品味的文学珍品。而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在抗战结束前后，出版了两册颇有影响的新著，这就是《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3月，他还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部队进北京三百周年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农民起义陷入失败的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记得我读《甲申三百年祭》小册子，是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哥哥从解放区带过来的，书名是醒目的红底黑字。哥哥讲，解放区干部人手一册，毛主席号召大家都要读这本书，借鉴历史教训，避免因胜利而骄傲，使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失败。以上我仅举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业绩，我所知道的有限例子，即可见出郭沫若是一般作家和学者难以企及的创作巨人，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岩浆那样喷发；他思想锐敏，笔锋如刀，直指黑暗势力；他的创作速度，可能只有巴尔扎克这类文学巨人能够相匹。
郭沫若、茅盾往事（3）
茅盾也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巨匠。他既是快手，又是多面手。他既是小说大家，同时又是文学评论家，散文、杂文能手，还是翻译家，中、外文学研究家，报刊主笔，编辑人。茅盾从鲜明地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中涌出，身兼革命者和文学家两重身份，参与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东西方文化优长的融合，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汇合，复杂、艰巨的任务，造就了茅盾这样思想的文学家和文学的思想家，革命型、学者型作家和文学多面手。他的风格一向是沉稳、细腻而又快捷。不仅是无数的读者，几代中国著名作家的成名出道，许多也是受益于他。这是稍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的人，都可了然于心的。近年有人编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将茅盾排除在外，这无损茅盾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尊崇的地位，而只是表明编辑者的识见有限。
三、我所了解的郭沫若和茅盾在中国文联、作协的往事
建国后，我有3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文联主席郭沫若，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们的讲话；看到他们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观察、感受他们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们，或被指派有事去他们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郭老、茅公的点滴往事。
郭沫若为《人民文学》创刊题写刊名。《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同志欲请毛主席题写。毛泽东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写了刊名。郭沫若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文化大革命”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文学》被迫停刊。将近十年后的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四人帮”控制，《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用毛泽东主席的字。这当然体现了“四人帮”一伙人的意图。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像郭沫若这样中国最有影响、国外也知名的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
茅盾先生一尘不染的为政风格和高尚品格。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50年代他不胜其扰、没完没了的一件事，便是回复那些做着作家梦的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有的别字连篇，但是还要写他们的小说，甚至长篇，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小说新作（如作家已有所准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总是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先生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50年代初期、中期，我曾处理过茅盾先生转来的这类信、稿，大多无法采用，稿件只好退回了事），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实际离文学写作还远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后期。当我阅读80年代后期出的一本《茅盾书信集》，看见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未见文学成材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工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对青年作家一贯的关心、爱护、支持。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来稿及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年轻作者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等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建国初期西南一家小旅店里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铏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真诚爱心，结局是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