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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声中接受诘问）的除刘白羽，还有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李季、冯牧、侯金镜、张天翼、张僖，即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成员。但刘白羽显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造反派要刘白羽先念那张“扯下大红袍”的大字报。刘白羽先是显示一种从容的气度，后来头上不禁有点冒汗了。“遭遇战”下午改在作协的一间会议室继续进行。这时有人高喊：“刘白羽低头！”同时诘问到哪个当权派就高喊“某某某站起来！”而此时即将撤离的工作组成员，只能充当观“战”的角色了。
4。 体面的领导人变成屈辱的阶下囚
1966年8月29日下午4时，我正在东总布胡同46号办公室，忽听一声吆喝：“快去看啦，在22号院里斗争刘白羽！”走进22号前院，只见一批人已经围上去了，喊起了口号。这些人有一些据说是从外边进来的红卫兵，有人手上拿着威慑性的皮带。被围在中间的刘白羽、严文井、韩北屏（他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回来还不到10天）、张光年、邵荃麟已戴上了“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的牌子，跪在地上。在他们后边站着暂未戴黑牌子的侯金镜、冯牧（本来穿着一件军上衣，造反派命其脱去）、李季、葛洛（《诗刊》负责人）、张僖（作协秘书长）、陈默（《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邵荃麟有病，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交代自己的“罪行”。接着是跪在地上的刘白羽双手举着“黑帮大将”的牌子，低头交代自己的“罪行”，因为说话有点吭吭哧哧，一再被咒骂为“浑蛋”、“不老实”、“狗崽子”。其他跪着的站着的，也一一介绍自己的家庭出身、交代自己的“罪行”。
这之后，这些被冲击的人一律挨抄家，并被宣布集中于顶银胡同作协宿舍的一间大屋子里，有专人看管，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5。 作协扫“四旧”一瞥
作协在1966年“8·18”后，也组织了机关“红卫兵”，全是出身、成分好的人参加，有一些是机关工人。后来这组织被认为偏“保守”。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原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在其后陆续解体，取代他们的是各部门成立的造反队。前去抄这些作协领导人———中国最富盛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家的人，正是由这些造反的工人（原小车司机一类人）打冲锋。他们中有的人态度极为粗野，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这且不说。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在东总布胡同22号原会议室举办的抄家物资展览。在西面墙上，邵荃麟珍藏的郑板桥的一幅很大的画和手迹被打上了大黑叉。张光年珍藏的黄宾虹的画和齐白石赠他的鲜艳的花卉图也遭受同样命运。这不是什么“破四旧”而是公开赤裸裸地毁灭文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部曾通知张光年夫妇去一间地下室领回部分抄家物资，因为在那儿发现有他们的东西。光年夫妇去了。光年期望找见他最珍视的齐白石赠他的那幅画。夫人黄叶绿好不容易找到一件破旧的卷轴，打开一看正是那幅画，已经被彻底糟践了。光年心痛地不忍再要。后来有朋友建议他，你为何不拾起来呢？这是见证呀！
《人民文学》的劫难。《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刊的文学刊物之一。从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直保存着历年的作家手稿、手书（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的会议记录等，尤其一批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曹禺、曹靖华、巴金、冰心、何其芳、张天翼、臧克家、艾青、沙汀、艾芜等人的手稿、手书，是极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仅以何其芳为例，他1952年至1957年任《人民文学》编委时，就给《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同志写过许多封谈论文学问题和就中国古典文学表达他的见解，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的长信。这些手稿、书信、会议记录一直在编辑部的文件柜内保存完好。可是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不知去向。《人民文学》这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刊物，历史资料变成了一片空白。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0）
6。 斯文扫地作协的“牛鬼蛇神”开始在顶银胡同集中时是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侯金镜、冯牧、张僖、葛洛、韩北屏、李季、陈默加上从南京揪回的陈白尘、从广州揪回的黄秋耘共13个人，后来揪进去了刘剑青和我（我于1966年12月29日被揪进“牛棚”，家也随即被抄，书籍全部封存，几十册日记和笔记本全部被收走）共15个人。除了挨批斗，写交代材料，就是干体力活儿。像葛洛、李季、黄秋耘、陈默和我，那时候算是壮劳力，我们常被派去倒腾作协各个库房的那些沉重的旧家具，搬上搬下的。有时也派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原作协党组副书记、分管外事的）、韩北屏（作协外委会负责人，诗人、散文家）等人同去。我们很快成为搬运家具的能手。尤其诗人李季，为了干活，老是穿一身劳动服，显得很洒脱，也很卖劲。作协有些平房院和文联大院办公楼烧锅炉，冬天用的煤，放在顶银胡同院里。每当汽车运煤来，我们全体出动，帮忙卸煤。1966年冬季，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部分房屋，包括作协办公的四楼，被外地来京的造反者占据了。作协的人，只好到对面黄图岗胡同一处平房院里“办公”———那时作协停止了一切业务，只有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平房院靠烧煤取暖。那么将顶银胡同的储煤，运送到黄图岗院里，供造反派和群众取暖，这个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陈默这些较年轻的“牛鬼”头上。我那时刚被揪出来，挨批斗的时候不算多，身体又还壮实，学会了蹬三轮车。于是在北风呼啸的上午，从西南往东北，蹬着三轮车，每车拉三四百斤煤，一个上午至少两趟来回。往往是外边顶着寒风而内衣早已汗湿。我们作为运煤工人，干活的效率，决不低于一个普通三轮车工人。当然干完活饭也吃得香。
后来外地的造反派走了，作协的人又搬回文联大楼。为便于监管、批斗，顶银胡同的“牛鬼蛇神”也搬回大楼。这时“牛鬼”的队伍中又增添了党外的名作家谢冰心、臧克家，从《人民日报》揪回来的诗人郭小川和《人民文学》的胡海珠、杜麦青（原编辑部正、副主任）等人。
《人民文学》的全体“牛鬼蛇神”，张天翼、陈白尘、李季、胡海珠、杜麦青、涂光群加上谢冰心被安排在原《人民文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文联大楼四楼），每人一张办公桌。除了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四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两个厕所）、打开水，全部交给他们。至于五楼，则由《文艺报》的“牛鬼蛇神”负责。规定每天清早6点钟以前这些人必须赶到机关。谢冰心那年已经66岁，她的家在西郊民族学院，是离机关最远的，她却总是提前赶到，因为她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我们男的则清扫男厕所。那时厕所极脏，因为在白天里来文联大楼看热闹、瞧大字报的人很多，随便进出。又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厕所本已超常运转，好些人又不讲卫生，常常造成茅坑和小便池堵塞。干这种活自然又脏又费劲。可是谢冰心总是不声不响地将女厕所清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位中外闻名、学富五车的女作家，没有人再需要她，需要的是这个年高、体弱的老人，去干清洁工人的活儿！文艺评论家、肺部动过手术、常年气喘的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一些人往往以革命甚或工农兵的名义动辄将这些为人民、为国家竭诚服务的文化人打成“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干脆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可是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大庆油田访问，却得到石油工业领导人和工人们极高的评价，称他们为“国宝”。可见，有许多工农兵和他们的代表是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可惜这些有求实精神的领导干部和劳动者们难以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也受到冲击和迫害。
7。 示众、批斗作协的造反组织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春工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