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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庭和青少年时期她母亲是浙江温岭的名门闺秀，15岁为了逃婚，跟随哥哥（海果的舅舅）去上海闯荡。海果的舅舅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分子，参加演剧，擅长英语和世界语，跟于伶、陈白尘等剧作家很熟，跟牺牲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等5位青年作家）很亲近，后来他自己也成为烈士。上人民大学时海果常到舅舅生前好友、中国作家协会的陈白尘家去。海果说，她童年时很崇敬舅舅。她曾对人说她是烈士子弟，这并非无中生有。海果的母亲到上海后考入产科学校，因受其兄影响，思想“左”倾，秘密参加沪西地下共青团和“左联”外围的一些工作。后来遇见一位东北流亡学生，两人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感情，结为夫妻。海果是他们第一个孩子，因出生在上海，取名“海果”。父母情爱深笃，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变成一个小官吏，浙江某县税务局长。不久他有了外遇。1947年竟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很久以后她们才知道他携情妇去了台湾）。母亲拉扯着海果兄弟姐妹6人，艰难度日。海果是老大，自然成为妈妈的第一助手，既要念书、照顾弟妹，还得为全家的生活跟妈妈一起奔波；这使她过早地感受社会的不平、人世的艰辛而变得早熟。我曾问，你对父亲有何印象？她说：“小时候父亲爱我，我也爱他。他突然变心，遗弃母亲和家人，给我刺激很深。那时我刚上初中，从此对男人有了不好的看法。直到长大，我虽说性格并不拘谨，交游广，但对结交异性朋友一直很谨慎，也深深同情母亲的遭遇。”说到童年所受的影响，她说：“上小学时，因附近有基督教教堂，受好奇心驱使，常和小伴们去教堂听宣讲福音书，唱诗，自然知道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爱人类。尤其耶稣为救世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遭遇使我大受感动，从此刻在心灵上，永不磨灭。”当我初识她时，海果给我讲了1949年家乡解放后，她小小年纪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后又成为调干生、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经历，我们倒无需多谈，似乎就非常了解了；因为彼此经历相似，受的教育相同。彼此都喜欢文学，闲聊起读书或喜爱和崇敬的人，也差不多是共同的。我们都读过的书有：马列原著、《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伏契克著《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报刊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崇敬的人，第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保尔·柯察金，为正义战争而献身的女英雄卓娅、刘胡兰……程海果说：她也喜欢干预生活的娜斯佳。总之，理想崇高、信念坚定、生活简朴、道德纯洁、要为真理而斗争，这就是那个时代对我们青年人的塑造。当然如果要说缺点，那就是天真、单纯，还带有一些偏激，初生牛犊不畏虎。程海果比我更甚。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2）
林希翎名字的由来
1954年程海果开始涉足文艺理论问题，于1955年2月写就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1955年五一节修改定稿，投寄到《文艺报》。关于作家（尤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这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文艺报》的编辑侯民泽（敏泽）和副主编侯金镜看了程海果的文章认为基本上言之成理，可以考虑发表。文章的前半部批评了胡风的观点（胡风当时已被定为反革命，正在挨批判）是可以的，但后半部具体的评论对象涉及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文章中的观点。侯金镜没把握，决定将文稿送请林默涵同志审阅后再定。林默涵看了稿件后说：“学术问题应允许自由讨论，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文章还是可以发表的，建议将涉及三个人的部分删去。”侯金镜告知了林默涵的意见。程海果作为初涉文坛的年轻人，觉得文章能够发表还是很好的，但是删去涉及三个人具体论点的部分有点别扭，也只好如此。她问：“文章不用真名发表换个笔名行不？”侯金镜说：“文章已送工厂发排，怕来不及了。”程海果急忙去印刷厂找工人师傅，还行。她遂换去真名，取了个笔名：林、希、翎，为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这虽是有点孩子气的做派（那年她才20岁），林希翎这个名字，却从此传开了。
林希翎“右派”案件一瞥
要了解林希翎“右派”案件的造成，不能不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和我们党的举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引起全世界震惊。下半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但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有它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它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尤其是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在中国党内党外也引起广泛关注与思考。毛泽东主席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的角度提出和考虑问题，引起全党、全国人民思考。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一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两篇重要文章，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1957年春天共产党发出整风指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紧接着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积极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可以说，都是在这个大题目下做的文章，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再来看看，青年大学生林希翎1957年在整风、鸣放中的言论。从1957年5月23日至6月20日在“北大”和“人大”她共有六次讲演。造成她划右或被认为“极右”的，似乎是她讲演中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1）胡风问题。她在“北大”的即兴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胡风问题。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难以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观点来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什么罪。再则从《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看，胡风的反革命罪，显得证据不足。”她问：“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为什么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的通信是‘密信’，那么谁的私人信件不是秘密的呢？说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间不敢交往、说真话……”
她提出胡风反革命证据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人心存的疑惑，只是从来不便公开说出来就是了。她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时，就是谢老（谢觉哉，当时的内务部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吴老（吴玉章，“人大”校长）所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