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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一些人———甚至是老的左翼，会跑到右边去呢？这是因为革命队伍混进了一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徐懋庸就是这样的人”。张光年在其批判长文《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载《文艺报》1957年第37号）则着重批判徐懋庸未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被收入供批判用的《徐懋庸言论》中下述一段话：“近40年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重点为光年所加，下同）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普通读者难以判断这段话的意思与光年自己执笔写的《文艺报》1957年第7期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中的意思，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在徐懋庸则是大谬了，说他是配合“国际范围内掀起的一阵反共高潮”“利令智昏”，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进攻”。
普通编辑划右者
作协各刊物普通编辑之划右者，也占一个相当的数目，如《文艺报》的侯民泽（敏泽）、罗斗（仙洲），《人民文学》的诗歌组长、诗人吕剑，小说组长、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祈，评论编辑杜黎均、高光起（已调学部文学所），《文艺学习》的评论组长李兴华（李凤），《新观察》的龚之方、李今，《诗刊》的吴视。他们好些是业务骨干。有的人是因为肃反中受审查，整风鸣放发言兼带宣泄胸中的郁闷之气，被认为“攻击党”、“攻击肃反”而划右。有的人则因其采访写作或组织的稿件，被认为起到了为右派煽风点火的作用。
右派之外的“中右”
这些被视为在整风、鸣放中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如前面说的韦君宜，也有中层领导和普通干部。这些人在作协，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统计起来在各部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都要在各自的单位进行思想批判，并登作协内部的简报。后来大多首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从乡下归来后，有些人被调离作协，去外省外地工作。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5）
“鱼”的丰收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补划的右派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