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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屈辱、压抑感不能不像影子一样伴着这个自尊心强，很“爱自己羽毛”的人。“文化大革命”劫难，则更超出1957年和其后若干年的受难。
1979年，为他平反了冤案，落实政策，全家重返北京，他也回到文学工作岗位上。这时的他，已是个垂暮老人。我见到他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身体瘦弱，步履蹒跚，寡言少语，见了人表情漠然。就像一块行将熄火的木炭。当年那身体健旺、精神抖擞的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的，长期精神折磨，摧残了他的身体，也彻底蚀去了他的精神。
人的精神没有了，活着不是更加痛苦吗？他只有靠烟酒消闷，陈企霞终于在1988年初辞世。
陈企霞前后判若两人的命运、性格悲剧，使我难受了好久，也思考好久。
舒群的“寓言小说”（1）
我跟东北籍作家舒群原来不认识，即使他早期的名篇《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很久以后才读到的。但在1953年春我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后，就知道了这位文协的秘书长。不久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人民文学》杂志邀请他去编辑部谈谈前线见闻，我才有机会目睹“东北作家群”中这位重要作家的风采。那天，舒群上身穿翻领皮夹克，宽肩，方脸，重眉，一双不大的眼睛看人时灼灼闪亮，时常面露微笑。这不同一般的穿着和显示的作家的“帅”气，不能不给我留下一个特殊的印象。舒群坐在中间一张椅子上，说话声音不高，嗓子稍微有点沙哑，他从容不迫，娓娓而谈，时时伴以手势，有时站起来做些比划，有时走几步陷入停顿沉思，舒缓一下气氛接着再讲。我这才发觉，围在他身边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他吸引了，全都屏神息气在听他讲说，全都跟他一道进入他用语言的媒介重现、再造的人物、环境之中。舒群的谈话，竟有这样大的魔力、神力，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想这跟他对生活（抗美援朝前线的生活）抱有的深入了解、认真探索、思索、追索的态度大有关系；实际上，他在大家面前的讲述，也是一个对生活和感兴趣的人物继续探索、追思、追问的过程，他那助以手势、绘声绘色的模拟式表达和有时伴之以叹息、沉思，不仅带他的听众身历其境，还领着他们跟他一起分析、思索、探索，在这含有内在逻辑的思索、追思过程中，不免时时出现悬念……我想这正是他的讲述扣人心弦的魅力所在。因为在这些看似散漫的讲叙中，饱含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作家对生活敏锐、丰富、独具慧眼的观察、感受、体验在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朝鲜见闻别具一格，是那样吸引人、令人感兴趣、印象深刻。记得他那天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志愿军轻伤员，在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卸美机投掷下来的定时炸弹，终于制服了这些凶恶的灾星的故事。大约半年后，他交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崔毅》，这就是他根据志愿军拆卸炸弹的英雄们的真实事迹久经酝酿，精心写成的一篇著名的小说，发表于1954年第6期《人民文学》，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其后，舒群还来《人民文学》编辑部讲了一回，那是他赴鞍山体验生活（那时他已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创作），1954年回京休假之时，他给我们讲鞍山的厂长们，讲老孟泰，同样富有吸引力。小说家有的会写不会讲，舒群属于会写又会讲的人。
1955年，随着作协党内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舒群忽然地变成一个被揭发、批评的对象。在揭批丁、陈的同时，在支部的范围内揭批“舒（群）、罗（烽）、白（朗）”。我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做个百分之百的听众。在这之前，我对这些来自延安、经过战争长期严峻考验的作家们是非常尊重的。女作家白朗当时兼任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作家罗烽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写关于黄河的作品，而舒群在鞍钢深入生活，长篇小说《这一代人》行将脱稿。听会上那些同样来自延安或来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作家们的“揭发”，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惊人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倒是从他们的发言中，我才知晓，罗烽、白朗夫妇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派人护送）去延安的；舒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曾身负重任领导东北文教战线；萧军、罗烽、舒群三位作家，在延安时期曾被戏称为“三剑客”，舒、罗和萧军的关系密切。（而萧军因对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发表直率意见被扣上“反苏”帽子遭严厉批判，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等亦屡遭批评，这时候在文艺界已近乎销声匿迹。）舒群和丁玲历史上关系较密切，抗战初期曾在武汉共同主持过《战地》刊物的编辑工作。但听来听去都是些过往之事，有的与错误无涉；更实在听不出他们有什么现实的“问题”、现实的“罪行”。此外被当众“曝光”的还有他们历史上一些“隐私”材料，例如男作家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的错误，有的甚至连“错误”也说不上———如一位作家曾往观刚解放后某大城市妓院的遗址，这到底算什么错呢？……尽管如此，这样的与当事人面对面展开“揭发批判”的会曾没完没了地开过多次。我设身处地想过，这样的会对这几位当事人作家，真叫“倒胃口”呀！揭发的被揭发的不都是以写作为业的作家吗！与其将精力耗在这上边，何不做点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呢？会上我颇留心作家舒群的表情，只见他眼睛定定地瞅着发言人，嘴唇抿得紧紧的，绝对地沉默无语。但一脸的苦楚掩藏不住。以往那眯着眼睛的微笑，那翩翩潇洒的风度，完全不见了。这几位作家当时都正处盛年，舒群明显处于创作的兴旺期，经过这一番“揭批”，我想他的创作情绪，恐怕要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了。这样一位从30年代起就从事创作活动、几十年同革命事业共着命运，建国后仍然努力深入生活、勤奋地创作的作家，他的创作情绪，难道全是该被“破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1957年，罗、白终于被划为“右派”，留着舒，像是体现“区别对待”，体现“宽大”，但仍给以党纪处分，长期下放某工业城市。但在舒，据我从旁观察，他对处分是难以接受，不服气的。
舒群的“寓言小说”（2）
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周扬前往讲话，散会后我看见久未见面的舒群访晤周扬，大约是申诉自己的处境。
不久，周扬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可以向舒群约稿。
很快，舒群自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这是一篇构思精巧，对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充满着热爱，也颇合时宜的小说。赞颂的是在工厂一次抗洪抢险战斗中一位忘我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普通工人。这篇小说，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受到感动。（注：小说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作家舒群这时对于广大读者已是久违了（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发表作品），《在厂史以外》发表后，读者反响是热烈的，尤其工厂里的读者，给编辑部投书写读后感的人不少。
文学界一位领导同志读了舒群的《在厂史以外》后，曾发表高见说“这篇小说是不是有一点儿‘弦外之音’？”而在60年代中期，《文艺报》一篇批评文章径直说它是“反党”毒草。
我觉得，以我所了解的舒群在50年代中后期的遭遇，《在厂史以外》可以当作一篇寓言小说读，或许曲折地宣泄了舒群这些年某些内心的波澜。但怎么能说是反党呢？
小说有个重要的情节“眼线”：小说里的“我”曾经见过可爱的主人公（后来牺牲了的年轻电工）和他的未婚妻。他帮“我”义务修电灯时，有位年轻姑娘来找他。但“我”对两人关系的判断，起初，是判断对了，“我”猜那女孩是青年电工的未婚妻，却又自以为错了；后来，青年电工牺牲了，这女孩又来了，“我”以为她不是他的未婚妻，这当然更错了。
舒群《在厂史以外》的结尾写道：“在这上，当初，我本来没有错；后来，我反而错了；现在，我当然又错了。但这让我对谁说呢？”
这几句话可不可以理解成舒群对这些年他自身遭遇的一番诉说、一段内心独白呢？
文学界近年有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