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初到解放军部队生活，时间不久，熟悉不够，写出的作品难免有些缺点，可以批评。但作者歌颂革命部队的一片诚心和热情总是应该给予肯定才好。可是当时某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连人家歌颂你无敌，也给否定了，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叫人家如何受用？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最初的“版权”不一定归《文艺报》所有。但类似的逻辑、文章，在当时《文艺报》的版面上也是所在多有。所以，1954年批评《文艺报》还是必要的。但后来形成决议，说《文艺报》似乎整个儿地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甚至其后说它的主编“反党”，这却不实了，过头了。就像《文艺报》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那样，不能服人。所以作为主编的陈企霞自然有些不服。但他晚年，还是冷静地反思了他早年的缺点。他在1979年作的《自写传略》中写道：
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指他5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子《光荣的任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也有粗暴批评？也就是说，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陈企霞这人还是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主任。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协助沙可夫同志料理了诸多会务，接着又参加筹办文联和文协。作为《文艺报》的头儿，他将《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他颇下工夫，培养《文艺报》内部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那时他的部下多是些20来岁、不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一般具备大学或中专以上学历，有的又曾到革命大学学习过，本身素质比较好。而陈企霞培养他们的方法，便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尤其鼓励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在工作和写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自己则谆谆善诱，给他们多谈多讲，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本是个好学勤思，博学多闻的人，时常议论风生。有时在饭桌上也是这样。（那时文协有食堂，在地下室餐厅开饭，吃饭的人不算多。有段时间我曾与他同席吃饭。）这本身也是一种身教。当时他手下的编辑，后来以写文章知名的有一大批人，如唐因（于晴）、唐达成（唐挚）、杨犁、侯民泽（敏泽）、沈季平（闻山）、杨志一（陈 ）、陈泊萍（写美术方面的评论）、刘剑青（宋爽）等等。我觉得这跟丁玲（刊物始创之时）、陈企霞对他们的培养、帮助、放手使用分不开。这难道不是陈企霞培养造就新生力量的一份成绩吗？后来，批评他时，客观地看，顶多只能说，他有“压制”新生力量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一面，而不能说他一概“压制”新生力量，给以全盘否定。后来批评他还有一条大罪状是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监督”，“拉拢腐蚀青年”，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陈企霞自己说过，他对部属向来很好，很宽厚，而他有“抗上”的毛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所谓“抗上”，也就是其人个性强，锋芒毕露，对上级领导人也好直言陈事，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柔和婉转。这虽说是个缺点，也多属方式方法上的，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他陈述了不同意见，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不存在整个儿地“抗拒”方针、路线。至于《文艺报》的青年编辑们如何看他呢？对他一直是尊重的。不久前我跟曾是《文艺报》编辑的一位老友闲聊，偶然地，他脱口而出：那时整陈企霞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说一个青年编辑说过“我感觉在陈企霞领导下工作是幸福的”，这也成了陈企霞的一条罪状。其实说这话的人就是我。这有什么呀！“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成了“吹捧”陈企霞！这就成了陈企霞“拉拢”年轻人“闹独立王国”的“证据”。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多说几个“我感觉”，再提供一点“证据”。
陈企霞其人（2）
我在《“丁、陈”一案小窥》一文中说过，反丁玲、陈企霞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线是由一封匿名写给中共中央对批评《文艺报》有意见的信引起的。对这封信，一开始便定调很高，说要追查“反革命匿名信”。这封信自然是上级机关发下来，要作协处理的。但信的问题，一是它匿名，为什么要匿名呢？二是它对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检查和批评《文艺报》有不同看法。而批评《文艺报》，中央领导人说过话，这岂不是“抗拒”中央的批评吗？是的，估计得重了，就是这样。“抗拒中央”当然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允不允许讲不同意见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保留，而且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还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直至向中央领导机关陈述。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吗？并没有向社会宣泄。匿名写信自然不大好，不必提倡。但也要分析。有的人就是怕打击报复才写了匿名信，但怎么分析，也不能骤下结论，说这封信和写这封信的人是“反革命”呀！唯一的巧合是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也许在这样的气氛下，人们的神经易于过敏吧？陈企霞学徒出身，十几岁时离家独自出去闯荡世界，受过很多苦。因为爱好文学，在30年代与叶紫一起组织“无名文艺社”，编辑出版《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无名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叶紫的长篇小说《丰收》，而使其一举成名，成为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著名左翼作家。这至少也有他的好友陈企霞的一份编辑劳作在内。尽管陈企霞早期的文化活动，属于进步性质，1955年因怀疑匿名信是他写的，由追查“反革命”匿名信，又进而怀疑其历史。而“混入”进步营垒的“反革命”，最宜考察的是看其有无托派背景。这是在延安斗争王实味得出来的经验。于是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断然将陈企霞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现实和历史“问题”一起追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散文家李又然，亦是疑其为托派（在法国参加进步活动时）。于是两人的思想问题（如果有的话）一下子升格为政治问题。
记得在1956年下半年开的作协肃反总结会上，陈企霞、李又然两个人都发了言。虽说已从隔离中解脱了，陈企霞想着自己被囚9个月的遭遇，内心仍觉激愤难平。他不大同意作协领导人对肃反成绩的估计。他的发言很简短，他以嘲讽的口吻尖刻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话说得很偏激。这就是陈企霞。我当时感觉，他像一头公牛，毫不含糊地亮出他的犄角。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尽管陈企霞有千条万条缺点，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他这人底气足，活得精神。
但再有精神的人———尽管他在敌人监牢里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受到自己人错整时，曾面对压力而据理力争；如果压力过大过猛，升温过高，即便像陈企霞这样的硬汉子，也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他这种刚性子的人因其缺少点柔韧性而更易被摧折。就像他自己说的木头也会烧焦。1957年夏季的情形便是这样。连他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进行有组织的公开“揭发”，以期获得所谓的“爆炸”效应。还要他坦白交代，还要他揭发丁玲。他被迫做了“坦白交代”并揭发他人。这个时候人们感觉他几乎被摧垮了。是的，作为一个对组织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陈企霞不能不谴责自己，揭发自己一向尊敬的上级兼同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坦白”和“揭发”中，他的灵魂被扭曲了。他的精神气儿大大地减损了。他一定意识到这些，而陷入更加深重的痛苦甚至自我谴责、自我悔恨之中。
其后几十年，尽管他在老家的教学岗位上，仍然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尽职尽责，仍然难以舒舒展展地做人。委屈、屈辱、压抑感不能不像影子一样伴着这个自尊心强，很“爱自己羽毛”的人。“文化大革命”劫难，则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