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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遗作中写道：“当1940年、1944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按：指丁玲与冯达同居并生孩子），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国古人，对这类复杂的情形，也是能够理解、接受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外交使臣张骞、苏武都是身陷敌（匈奴）营十数年，并且娶敌族的人为妻（与敌族的女人同居）或生子。而在政治上，史书明确地说，他们“持汉节不变”。
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她在战乱中被俘，再嫁给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生活造成了她这样复杂的遭遇，曹操反而将她赎归，重返汉地，并再嫁董祀；对她的文学才能依然肯定。
1979年，我们去看了丁玲后，不久，她将新作《杜晚香》交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是一篇将人物的心理写得很细腻，实际上像小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原稿很惊奇，丁玲以年过七旬的高龄，仍然对生活保持着新鲜感觉，而且仍然有一支活泼、生花之笔，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篇作品在发出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点小波折。主编读了作品，感觉它有点冗长，建议责任编辑找作家谈谈，请她适当地压缩。责任编辑去看丁玲不遇，便给她留了一张请她修改作品的简单的条子。这在编辑工作中容或是正常的事，但敏感的丁玲感觉编辑对她不够尊重，推测是主编对她变相退稿，只好将稿件交给了来约稿的《十月》编辑部的刘心武。主编闻讯后，赶紧派人向她解释、索稿，《杜晚香》这才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979年丁玲因治病回京不久，正在为争取自己冤案的平反而努力，她感觉有些磕磕绊绊地。她对作协或《人民文学》的领导抱有一点怀疑或不够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持戒心理是彼此长期的处境造成的，并非丁玲一方所有，也不大容易消除。这种戒备或隔阂，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来。有次作协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丁玲来了。她大声对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葛洛同志说：“你要我来参加会，你说周扬同志不参加，周扬同志这不也来了吗？”
1986年丁玲病危。辞世前她谆谆对她的亲人说，她的追悼会不要治丧名单———不要某某某（指当时作协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参加。因为那位写过几篇赫赫大文严厉批判她的人，至今未向她道歉。而有些领导同志是诚恳向她道歉了的。
丁玲去世后，我有个预感，她主编的《中国》刊物，可能难以继续存在。后来这预感证实了。
我觉得全国获奖作品评奖中，有一些“遗珠”，无论是老作家或新作家的佳作。遂于1984年初，将1978—1983年，历年的“遗珠”编成一集就叫遗珠集。其中收有丁玲的《杜晚香》和孙犁同志的芸斋小说。1984年5月，我去木樨地丁玲寓所看望她，并告知她，她欣然表示同意。遗珠集排版付型，但出版社头头以5000册的征订数太少，这本书遗憾地未能面世。
丁玲以年老多病之躯，在复出后的数年，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写出了数十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并且亲自主持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很了不起，表现了她一贯的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心灵的激情如此充沛，创作的才能在中国堪称一流的人，她在创作上也有许多遗憾：
她的《红楼梦》式的反映一个大时代变化的长篇《母亲》，原计划写几十万字，仅有30年代出版的十几万字，实际上仅写了一个开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50年代初期便构思，并已开始动笔。已写出的十几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后来又重写。原计划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改计划为三四十万字，在她逝世前实际上只完成十七八万字。
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还有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呢，也没得时间写了。
在时间的富有上，她不如她的老友沈从文。她失去了二十多年盛年的黄金时间。而在沈从文先生的20年黄金时间里，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完成了他计划要写的最好的小说、散文作品。晚年又完成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史》。辞世前我曾数次去看望他，老人态度极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像丁玲那样的遗憾。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4）
丁玲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
陈企霞其人（1）
陈企霞一生中事业比较顺利、名声比较响的，恐怕也就是他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副刊的那几年和1949—1953年主持编《文艺报》的5年。但这两次的编辑工作都给他带来一些问题，尤其第二次，更决定了他后半生极其坎坷、悲凉、暗淡的岁月，这是他无法预料，而今天的人们听了他的故事也会觉得有几分难以想像的。
他在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期间，经手发出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篇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两篇都是因批评现实中某些现象而发生问题。其后果是王实味不久成了托派、罪人，丁玲在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罪人。两篇文章在1958年列为大毒草，被置于“再批判”的榜首。但平心而论，40年代陈企霞身为这两篇文章的编辑，倒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但1949—1953年应丁玲之约，先是协助她编《文艺报》，后又接手主编《文艺报》，就使他在劫难逃了。
不过在40年代，敢于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也就见出陈企霞这人的个性了。他的确不是个“温吞水式”的人，而是时常锋芒毕露的。
我初见他是1953年初，我调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工作之时。那时他是《文艺报》的主编，似乎仍兼文协的副秘书长，又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差点做了他的部下，后来改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不过当时办公地点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面对面，故经常能看见他。
陈企霞这名字乍听像个女人，有些《文艺报》的读者也曾误解他是个女子，其实一见面才晓得他是个身体健壮、气壮如牛（陈企霞生于1913年，属牛）的男子汉。我见他那年他刚好40整，中等身材，宽肩厚背，下肢反显窄小。他的头发黑亮黑亮的，梳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夏天爱穿带色的绸衬衫，衬衫总是扎在笔挺的西裤里。皮鞋一向是擦得亮亮的。他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大，四方脸，皮肤偏棕黑，脸部肌肉的线条很粗挺。皮鞋踏在地板上登登作响，我觉得他有几分威严。但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倒是和蔼的，有时面露亲切的微笑。
那几年《文艺报》的版面上经常发表批评不好的作品和文艺界不良现象的文章。那时整个社会都处在从旧到新或弃旧图新的变化发展中，知识界文艺界更不例外，均强调改造思想，破旧立新。作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的《文艺报》，被确定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当然担负着批评的任务。在这点上作为主编的丁玲或陈企霞其实是认真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总方针、总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报》对一些不好的作品或不良文艺现象进行批评，还是必要的，不是违反总方针总政策的，而且有些批评也基本上正确。但问题是有些文章态度或方法上出了毛病，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比较简单化，或比较粗暴、偏激，形成揪辫子、打棍子，缺乏一分为二和与人为善。积累久了，这些文章让人望而生畏或生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刊风，激起不少人反感。我觉得这跟主编陈企霞的个人作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但说到批评，这里边有个准确性的前提。如果不够准确、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则愈尖锐、鲜明，效果愈不会好，因为失去了分寸感，也难以说服人。当时有个典型的批评例子，一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