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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Ｖ钡�25年后，我们再见面的1980年初，他已是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了。
这四分之一世纪，严望到哪儿去了呢？
起初他被关在作协大院后楼的一间地下室。是啊，作协这座中西结合的花园式大院，日伪时期曾驻过日本宪兵的一个部门，后楼地下有很深很隐蔽的地下室。严望在这儿隔离反省一年，由一个大胡子工人看守着。什么叫隔离反省呢？就是和所在机关、社会、人群完全隔绝起来，回不了家，家人也不知他在何处。那时严望刚刚新婚一个月。审问他的是作协指定的工作人员。先问他有存款没有？“没有。”你那里还保存着什么文作、原稿？“文件没有，原稿有田汉、洪深、曹禺、陈白尘他们的。我从华北联大毕业后先在《人民戏剧》杂志工作，后来胡丹沸（戏剧家，那时在‘文协’办公室负责）1951年将我调过来，做些秘书工作。我也是在这时候才认识胡风……”
一年后，严望被转移到西总布胡同老《工人日报》对过一处地方，这时由公安部门的人看管、审问。不久又转移到西城安福胡同一处门禁森严的大院，一人一间小房，每人门口站着一个卫兵。对面住的是徐放，隔壁住着绿原。谢韬、刘雪苇关在后院。这会子工资还照发，但不让看报，家属探望、通信，均不允许。在安福胡同住了两三年，审讯已基本结束，但仍被看管着。1959年老婆提出离婚，严望只好同意。这时他才知道他已有个没法见面的5岁女孩，自然判给对方。他被送进秦城监狱。1957年“反右”后，工资停发（严望原为16级干部，50年代初期工资收入九十多元），这时改为每月发50元生活费（其中伙食费二十多元）。严望记得，刚进秦城，被搜身，“手表交出来！”他说了一声：“同志，在这里。”被看管人员大喝一声：“谁是你同志？！”他跟徐放、谢韬、绿原同处一室，插在被关押的战犯中间，住一号楼。规定每天三小时劳动，种地瓜、花生。常去三号楼院中挑水，给战犯（年纪都比他们大）挑，一星期洗一回热水澡。此时已没有了审讯，但不准家属看望、对外写信。图书馆可以借书。绿原开始攻读他的第二外语：德语和法语。徐放攻中国古典文学，练习翻译旧体诗，将每月发的大便纸订成本子记笔记。唯有住在隔壁的路翎最不安宁，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又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精神分裂。一天，隔壁“1075”号（起义将领董其武的一个部下）突然将自己吊在门上的铜扣上自杀，严望他们吓了一跳。那时不叫名字，都叫代号。四个住在一起的熟人不许交谈。徐放—0685，绿原—0686，严望—0687，谢韬—0688，简称为85号、86号、87号、88号。
1965年9月某天公审宣判。胡风被判14年徒刑（差4年刑满），保外就医。严望、徐放、绿原、牛汉、谢韬等人，在被关押了十年后，被宣布“交代彻底，态度较好，免于刑事起诉，戴胡风分子帽子，予以释放。”
严望——一个角色（2）
以上情形，是又一个25年后的1990年8月（这时离他去世仅一年多时间），严望同我交谈后，告诉我的。我插话问他：“那么，究竟怎样给你具体定罪的？”
“给我定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入作协的坐探，骨干分子。”
啊，坐探，这与三批材料中的按语：“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正好接上榫。
下面我大体介绍一下这个“坐探”的简历。他原籍辽宁锦州，抗战时期是个热血青年，不到20岁的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流亡到关内，穷光蛋一个，失学又失业。辗转到陕西西安后，被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招去（这就是1955年追查胡风集团的底细时，他的历史身份被冠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由来），但他不久离去了，跑到战时陪都重庆，经东北同乡介绍，谋得一录事（替人抄写文书）的小差事。但他思想趋向进步，东北老乡阎宝航、高崇民等，是他崇敬的人。他小时上过私塾，古文底子较好，但既没研究学问，也不舞文弄墨，实在够不上个文化人，也不算文化圈子里的人。业余可算个进步文化活动的关心者、爱好者。特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进步人士、文化人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重大集会，作为一个小人物、小职员，只要有可能，他往往自动前去参加，旁听，捧场，至多能算个“群众角色”吧。我曾问他，你在重庆时跟胡风到底认识不？他说，“我哪有资格！再说也没机会，但我晓得，老舍和胡风是周恩来委托在文艺界做具体工作的两个人。1953年、1954年我在作协做作家的组织联络工作时，才第一次认识胡风。对他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会坏，我想着重庆时期他就是周恩来信任的人。”
自然，胡风怎样将严望“安插”在作协，他又做过哪些“坐探”工作，我是说不清楚的。印象深的是反胡风运动开展不久，作协创联部的两个党员工作人员就被机关首长公开揭露，说他们两个“严重泄密”，泄露了部署反胡风的重要情报。这两个人随即受到了调离作协的惩罚，一个下放东北，一个去了河北。那么他们泄密泄给了谁呢？当然是跟他们同处一个单位、关系密切的严望。而严望不久就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1965年9月，当被宣布予以释放时，严望发现，他不像徐放、谢韬、绿原、牛汉诸人，他已无家可归；再则他也不像他们有某一方面的专长或社会影响，可以承蒙宽大或个别照顾，仍回原单位降格录用（如绿原、牛汉）。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无专长，只是个一般的办事人员。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戴帽人员，一般不宜回大城市，只能安排在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严望就只有被安置在辽宁西部大山区凌源的劳改队。
在去劳改队之前，领导宣布给这些经过了十年监禁、坐牢的分子放假一个月。严望最惦记的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孩，她该11岁了。他回了京城，打听到小女孩已是个三年级小学生，她妈妈已改嫁。一个星期六，他将孩子接到自己临时住处，以后每星期六都去接她。孩子和陌生的爸爸混熟了些，才告诉他自己的心曲：“你知道，妈的日子也不好过。妈对我说：你晓得你爸是怎么回事？他犯错误了。忘掉爸爸，忘掉他吧。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假期届满，临别那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严望接了小女孩和送行的徐放在花市大街吃一顿涮羊肉。父亲对女儿说：“我对不住你。你长这么大我没尽一天父亲的责任。求求你，让我尽点心意，每月寄给你几元钱。我也不好直接寄你，托了一位老师代领，你答应吗？”小女孩眼泪汪汪地说：“答应。”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严望在劳改队“苦力的干活”，挑了整整一年水泥，不久又被派到盘锦仓库劳动。这时北京那位老师说不再管给孩子代领钱的事。严望寄到小学校的钱全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1967年，接到13岁的女儿的来信，是由队里交给严望的。女儿在信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同你划清界限。”23年后的1990年，严望对我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我的一线希望也毁了。队长对我说‘你该高兴！你看如今的孩子多不了起！’”
1969年，严望这个就业工人，又被揪出来，批斗了三个月，会场上“批臭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21年后，严望平静地对我说：“老百姓不大懂得‘坐探’这两个字。从全国作家协会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说法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我从来没‘权’也没‘威’过呀！”
1971年林彪摔死后，严望被摘掉了胡风分子帽子，变成正式工人，工资54元，分配在一家小工厂看大门，严望这时才有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劳改局长开恩给予他在干部食堂吃饭的待遇。可是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严望又被送去同工人一起干活。
1979年12月，严望与已回京的徐放联系，问可不可以来京上访。徐放告诉老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能要平反。严望遂上北京，给胡耀邦写了封信。回信说，信收到了。关于你的问题可找原单位。找不到，可找上一层。在等待落实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