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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侯金镜批评路翎所定的调子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了，随着路翎升格为暗藏的反革命骨干分子，他的所有小说，包括《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都被指斥为“严密地设计”出来“挑拨中、朝关系”“反对抗美援朝”的“心灵腐蚀剂”。
我第一次见到路翎，是他在195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发言，为自己不断遭受错误批评的作品申辩。他正处盛年（30岁刚出头），满头乌发；丰满的前额，英俊的眉宇，尤其那双又大又黑，明澈、深沉的眼睛，简直光彩灼人。路翎的坦诚、聪明、才华、灵气，便全部集中在这双眼睛上。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完全可以窥见路翎那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健康、充实、活跃的灵魂。路翎那天三个小时的发言，也是坦率而雄辩的，逐一反驳了批评家们对他作品不实的批评。我相信那天到会的许多人都会对路翎的青春风采，留下难忘印象。23年后的1978年夏季，我再见到路翎时，他已是个满头灰发，胡子拉叉，背微驼，语言、行动迟缓的老人，住在芳草地一间简陋平房里。他坐牢20年，于1975年被判无罪释放，安排在居民点扫街，月收入15元。粉碎“四人帮”后的数年，才逐渐为他落实政策，路翎的身体、精神，也渐有所恢复。然一生中最好的创作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路翎的佳作曾长期蒙尘，遭受不公正对待，这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历史曲折。但像《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最初遭受冤枉、不实的批评，这里边恐怕也有文艺界某些人的宗派情绪这一复杂因素掺和其内，这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水退了石头还在，历史毕竟是公平的。
田间一瞬（1）
毫无疑问，田间和艾青是我国抗战初期崛起的最有影响的两大抗敌诗人。田间比艾青小6岁，他们都去过国外。田间1937年春去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即回国参加抗战。艾青去法国学美术，30年代初回国。两人都是左翼进步诗人，战前即发表诗作。但名声大噪，是在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抗日题材的诗，有些诗作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尤其在知识界，差不多是人人传诵，家喻户晓的。艾青的诗比较抒情，田间多是句子精短、通俗的街头诗，被称为“擂鼓的诗人”。 两人风格各异，但都显大气。
我读艾青的诗，是在小学年代。最先读到的，是他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田间则是中学时期，读闻一多先生的介绍才知道的。他那些街头短诗，句子短，富于鼓动性，确实是他别具一格的创造。
有幸的是1953年初，我调到北京全国文协（1953年下半年二次文代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来工作，我所崇敬的两位诗人，我先后都见到了。艾青是《人民文学》杂志编委，见到的机会多一点，有时也有点个别接触，主要是听他谈对诗的看法及延安见闻等。田间似乎刚调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不久，做丁玲的副手，一边从事创作。在这之前，他任张家口地委宣传部长，已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不久，他发表新作长诗《赶车传》（后来小说家赵树理很快将其改编为《石不烂赶车》在《说说唱唱》杂志发表，影响也很大。），还在《文艺报》发表小说《拍碗图》的片断。
田间和艾青，这两个来自解放区的大诗人，其个性、气质，是很不一样的。艾青虽是江南人，个头却不小，有点南人北相。一双大眼，最富灵气。田间是安徽无为人，算是江北人，但个头比较小，长得精干，面偏黑。艾青受法国文化影响，有点法国人的浪漫气息，说话富有幽默感，有时带点嘲讽味儿。田间似较正统，某种程度，像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但说话温和，就是对青年人，也礼貌、客气。
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对他们两位的评价，那是高出于当年国统区的诗人的。闻一多说：“艾青当然比这（按：指闻先生过去选的一位诗人的诗）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去理想化……”而闻先生对田间的评价似乎比艾青还高。闻先生说：“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样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闻先生还说，“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活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我那时年轻，我为生活在新世界自豪。我也很尊敬艾青、田间这两位诗人。我在他们面前是很谦卑的。可是1955年一个暑热天，我去作协一个平房宿舍找人，极偶然地撞见我尊敬的诗人田间遭凌辱的恐怖景象，却将我吓得目瞪口呆，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听见对面小院里有人大叫一声“我不想活啦”！一看是诗人田间，他从一个小屋里冲出来。他刚喊完，忽地从附近房里出来两个我熟悉的人，一位是来自延安的作家，一位是行政领导者。当时作协的内部肃反、反胡风运动正进入高潮，这两位均是领导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他们立刻严厉地制止田间的喊叫。那位作家粗鲁地低声对他吆喝，“滚进去！滚进去！”那位行政领导人对他威吓：“再不进去，就对你不客气了！”一边说一边不由分说地将田间推进了小屋。
这一幕，太可怕了，一位向来受人尊重的诗人，人格尊严扫地已尽。那两位活像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他们在我心中受尊敬的程度，摇晃了。但我想，他们虽是肃反小组领导成员，心里一定也怀着恐惧不安。因为当年有的肃反对象或审查对象是隔离审查，有专人监管。而像田间这样，因他早年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他与胡风的关系当然也在审查之列。他被禁闭在这间小屋，肯定是要他交代同胡风集团的关系。但这是未加宣布的秘密禁闭方式。那种“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莫须有”罪名的强大精神压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孤独处境，可能使有尊严的诗人田间，突然感觉受不了，遂冲出房外嚷叫。而这又是绝不允许的，并且有失“密”之嫌。因之两人慌忙火急地将这个受审对象快速轰进屋去，也就顾不得自己也是文化界中人的尊严、体面了。
那年月，搞起政治运动来，文艺界的诗人、作家、理论家，常常倒霉地首当其冲。反胡风运动就是这样，不仅将国内外闻名的诗人、作家、理论家，轻率地毫不吝惜地打成反革命罪犯，且株连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系”的作家、诗人。那么，不顾宪法、法律，剥夺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的人身自由、践踏他们的人格尊严，似乎已成为不加介意的“家常便饭”。我亲睹的这一场景，不过是当年粗暴摧残知识分子、文化人尊严的一例罢了。
我在九年前发表的《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一文中说，“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那篇文章，考虑到那时环境，我是留有余地的。但田间喊叫受辱那恐怖的一瞬仍长存我心中，挥之不去。故写小文，供作镜鉴。
田间一瞬（2）
1999年4月1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诗人胡征的遭遇（1）
我知道胡征，是在较早的时候。那是1951年，我在武汉《长江文艺》工作时，在汉口交通路（那时是一条书店街，后来成为鱼市）一家书店买得三联书店出版的胡征的长诗《七月的战争》。长诗写1947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中路突进，突破国民党河南、山东两省之间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从而为挥师中原，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这是一部大气魄的，激情丰沛，又因作者亲身参加了此次战争，而具备现场实感的，全方位表现战争的长诗，我从未见过中国一位诗人这样写战争，有这样大气魄的长诗，因之，爱不释手。而且从写作日期看，作者是1948年9月10日初稿，1950年5月末定稿，这说明作者写成初稿，是在随大军南进的征途之中；且从初稿到定稿，均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