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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正好服务员来通知吃午饭，准备饭后接着谈。及至午饭后，胡乔木说：很抱歉，下午周恩来同志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也要参加，没法继续谈。下午，舒芜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回程船票，晚上舒芜又到张家花园胡风房间里，忽然乔冠华来了。他一来就开玩笑说：我是代表我来的。原来，那时乔冠华在南方发表文章，常署“乔木”的笔名。胡乔木一到重庆，便有了南北两个“乔木”，进而文化界有所谓“二乔之争”的趣闻。乔冠华也借这个玩笑，表明他是代表胡乔木来的。接着他拿出胡乔木一张条子给舒芜，条子上说：上午我态度激动，很抱歉。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希望你留在重庆再谈一谈。过两天伯达也要来，他也想和你谈一谈。然而舒芜已买好回程的船票，只好婉谢。乔冠华又闲谈一阵而去。这次他没有对《论主观》问题表示任何态度。乔冠华走后，冯雪峰来了，这是舒芜第一次认识冯雪峰。冯雪峰好像已经知道胡乔木谈话的事，他明确表示了对于《论主观》的态度，对舒芜说：你是主张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理论上武装自己，而且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钢筋铁骨怎么炼？要在群众中斗争中炼。这一方面你却忽略了。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3）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首次提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这些批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论主观问题》（荃麟）、《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即乔冠华）、《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胡绳）、《略论个性解放》（默涵）。后来这些文章很快收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中。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国统区的武汉读到这部书，可见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我没有机会读舒芜的《论主观》，胡风的挨批评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的这篇文章和舒芜的多篇作品如《论中庸》、《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个人·历史与人民》、《关于思想与思想的人》、《论“实事求是”》、《我的聪明》（这篇文章是对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的反驳）、《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直到1955年全国范围大规模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才从作协下发的铅印五辑《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中读到的。
现在略说几点对《论主观》的批评、讨论及《论主观》这件公案的看法。
1。 关于人类的主观，即主观能动作用，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探索、讨论的。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毫无疑问十分重视人类的主观、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革命哲学即先进世界观的人们所起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最明显不过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称这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参看《新民主主义论》第3节）。什么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就是说反映了对世界正确认识的人们的主观实践，能够能动地有力地推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在与中国的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之下，千百万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吗？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见《实践论》）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起的主要作用。”他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见《矛盾论》）所以当人们说，“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你可不要轻率地、简单地断定他是“主观唯心论”。
2。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作用，即人（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胡风先生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宜轻率地简单地扣一顶“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给予否定；相反地，应当积极地肯定并认真地研究、探讨它。前几年提出和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无疑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批评这一观点的人们，我的印象，往往只是简单地强调唯物论的反映论，好像文学创作只是去“反映”客观的一面简单的镜子，实际上否认了它是比蜜蜂从花粉酿蜜要艰辛得多的再创造，是大脑极为神妙、精细、复杂“加工”的产物，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说实话，那些年、包括40年代末期，仅是从“唯物”、“唯心”的分野批评舒芜《论主观》的人，也有这种倾向。事实是，在文艺如何反映和表现生活这个创作的大问题上，建国以后若干年，也长期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连“理论”都够不上的“政策”。给我印象深的是某些“领导”文艺的人提出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样极其荒谬的所谓“方法”，在“四人帮”江青之流弄权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是中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者的大灾难。这样的方法能够“创作”出来哪怕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恐怕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了！这样的结合，作家、文人自然是最可怜最屈辱的一个角色了。“领导出思想”，作家还要什么思想、更不用说独立的思考了；“群众出生活”，难道还需要作家对生活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观察、感受吗？还有不公式化、不一般化的文学创作可言吗？作家只不过是“我———大人先生们”雇佣的一个可怜的会说话的、会写字的工具而已！而同作家的思想、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密不可分的技巧，在他们看来，则不过是某个工匠依样画葫芦的雕虫小技罢了。这正是反映了江青一类封建主义思想和倒行逆施的文艺写作观。他们是从庸俗“唯物论”堕落到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所以直到今天，假使“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么就仍有深入研讨“文学创作与主观”或“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问题的必要。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4）
3。 舒芜的《论主观》有没有错谬？肯定是有的。主观问题既然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