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娜税铩彼降摹白咦逝伞保┧祷暗男∷担媸且皇て鹎Р憷耍玫焦愦蠖琳呷攘矣祷ぃ琳呃葱叛┢惴上虮嗉俊Ａ硪环矫妫谟行┤搜壑姓饧蛑笔欠噶恕疤焯酢薄Ｄ俏豢勘叩母敝鞅嘣匀怂担合衷诜⒌男∷担谇靶┤兆樱ㄖ浮八娜税铩闭迫ㄊ逼冢梢运担挤噶松蓖纷铮∑叫亩郏�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配合的作用。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恢复了文学自“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文化大革命”前“左”的指导思想为文学创作规定的种种禁区，例如写“大墙内”（监狱）的生活；接触生活的阴暗面、落后面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与《人民文学》（3）
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从1977—1978年的《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眼镜》（刘富道作，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幽默风趣笔法，写生产岗位上正直知识分子反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弦上的梦》（宗璞作，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第一篇小说）等作，到1979年的《记忆》（张弦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后，领导干部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反思）、《月兰》（韩少功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损害）、《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作，第一个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个性的毁灭和尊重人的人格、个性这一严肃的问题），1980年的《夏》（张抗抗作，提出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发展健康个性）、《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作，剖析了在一个老革命身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和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残余意识相混杂的复杂矛盾心态），它们的出世，决非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之中，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暂时还未能跟上、适应新的形势。文艺界，像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是如此，而我们的上司，主编、副主编等也难例外。这些对稿件有终审权、拍板权的人，他们富有经验，自然也比我们初审、二审的人更慎重，考虑问题更周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篇作品的鉴定，都是正确的，不会发生失误。作为充当承上启下的二审角色的我，既非常尊重他们，也尊重第一个负责稿件初审的编辑同仁。而在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这常常是难免的，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期尤其如此），该如何对待处理呢？因为一篇稿件如何处置———发表还是退还作者修改，还是根本否定，退稿———关系作者，也关系作品的命运。我的做法是，对上司是据理力争，方式委婉，接受必要的妥协，以争取作品出世（如果我认为我对稿件的评估是正确的，而它确实又是一篇佳作的话）；对下，仍是方式委婉，采取平等讨论，商量说服的办法。他们对稿件的评估错了，我指出来，我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如果是我错了，我也公开检讨、改正，不掩盖自己的失误。总之，不断为佳作的出世，开通道路，而不是将它扼杀于未面世之时，这对刊物，对作者、读者，是至关紧要的。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些佳作出世，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我不想详说，只举一些例子。《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指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也中毒受害，“小流氓”宋得宝的父亲却是一位园林工人），是不是属暴露文学，能不能发出，没有把握。我也写了很长的意见，认为作品写的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文教战线也要拨乱反正的总的精神，因之作品可以发表。但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光年看了稿件后有针对性地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他是肯定这作品的，认为细节上小作修改后（如对园林工人形象的处理等）即可发表。这才为《班主任》的出世开了道。刘心武有幸遇见了主编拍板正确。当然责任编辑怕它是“暴露文学”的担心也可以理解，因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将一些触及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一概打成“暴露文学”———“反党”毒草，谁不害怕放出了“暴露文学”呢？《神圣的使命》曾被我们小说组两位有经验的编辑两次退稿，因为它触及了最尖锐的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拨乱反正问题。而在过去，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般是不允许文艺作品触及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缺点、问题的。因之，那位有经验的编辑还劝说作者将稿件收起来，别再去投稿要求发表了。幸亏作者不甘心，又通过冯至同志将稿件介绍给了我们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剑青将这稿件交给我处理。我既然知道了这稿件是被我们编辑两次退掉的，自然很认真阅读，以避免发生可能的失误。我读完稿件后，感觉作者的文笔虽说稚嫩、粗疏些，但这是第一个写公、检、法战线拨乱反正的好题材，且作品主人公、主持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的形象还是基本勾勒出来了，这作品可以请作者进一步修改，使艺术上完善一点以便能在刊物上发出。但如再从我们手里漏掉，实在可惜！我将上述意见告诉了刘剑青，于是刚上任（1978年7月）不久的主编李季、作协的文学评论家冯牧传阅了这份稿件，也予以基本肯定。最后冯牧建议我去找找公安部政研室的陆石同志，请他审读、鉴定以避免在政策、生活细节等方面出现失误。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又在作协负责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家里，具体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责成王朝垠编辑具体修改此稿，我最后定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也同作者王亚平打了招呼，交谈了）。我将定稿交给李季后，出发去西北了。回来才看见新出的《人民文学》1978年9月号，那期只有两篇小说，怎么我们重点抓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反而排在第二篇，屈居于一篇较一般的正面写农村“新气象”的小说后边呢？我猜这是主编李季经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后做出的安排，多少有点“怕”作品题材的“尖锐”吧？不如让它往后捎一点好，我觉得有点可惜。说到“尖锐”问题，我还想起了张光年同志对修改这篇作品的一条具体建议：同志们，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形象被一些人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我请大家笔下留情，将那个紧跟“四人帮”的省委徐书记，改成省革委会副主任吧！我感觉光年这个意见不一定有道理，省委书记怎样，中央还出了“四人帮”呢！难道能够不正视“四人帮”钻进党的肝脏里来造成的严重危害吗？但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表示尊重，便接受了这个具体建议，以使作品能够顺利的面世。《神圣的使命》发出后，因为反映了千千万万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民的心声，读者才不管作品发在刊物的什么位置上，叫好的信件照样雪片似的飞来。而那第一题“头题”小说发出后，却是无声无息。《眼镜》1978年初被责任编辑推荐上来后，我予以肯定，对其幽默风趣和湖北地方风味尤为欣赏。然而小说到了编辑部负责人那儿，他的批语是：“此作思想上艺术上均无可取。”这使我和责任编辑很纳闷，是退稿呢？还是争取？我们觉得退了可惜，我只好向编辑部负责人申述了这篇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可取之处，说打算修改（编辑修改）后予以发出。所谓“编辑修改”，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是对编辑部负责人保全面子的妥协办法。小说终于在1978年第2期顺利发出，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宗璞的《弦上的梦》是我们向她约稿，她自己拿来的。责任编辑看后，觉得难以发出。他说，小说不是对着毛主席吗？谁都知道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性的，怎么能够这样写？（因为作品赞美的是一位干部子女在经历了“四人帮”一手策划的“天安门事件”后的觉醒。）我和我的同事许以看了，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那时已经批评了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我们刊物要早点作准备。但稿件送到主编那儿，他和责任编辑一样，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不过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