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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3）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烫熟，缫而为丝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分子”罪名。他就跑出来到天山深处流浪，什么都干过，而今挣了些钱，他还想回家“气气那个狗杂种”。还有他在西行列车上的同路姜大哥，本是川江上的驾船好手、共产党员，不知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只好来个“脱党逃脱”。还有杨牧在“四清”后被发配至农场良种队浇水班干活的他的师傅吴理云，是一个处于农场最底层的中坚分子，是以自己一身干活的绝技自立于人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小有文化，他老早就“盲流”到新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悄没声儿地突然胃出血死去，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对他非常了解和尊重又同情的杨牧叹曰：“他自卑自傲，是万事不求人的，即使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是属于整体被碰伤的一类。他身上没有具体的刀伤，但有无数的暗创。而他维护人格的办法，是抵触，是漠视，是死到临头也不开口。他用他的年轻生命写了对人世的看法。他是一个血腥季节到来的前奏。”至于知识精英，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集中了许多的。例如杨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的那个良种队，本是繁育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为兵团经济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的良种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时知识精英集中的这个单位，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还是先说说杨牧这个来到兵团莫二场（又名148团）“劳动管饭”的小知识分子从1964年下半年发动了新运动———“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吧。他劳动管饭干过许多工种的活，如打土坯造房子，推车拉砖、拉沙等重活，也在工程队里干过测量、绘图等技术活，“四清”（杨牧说“四清”时发给每个“劳动管饭”的一张表，要他们去填。杨讲，这至少说明我们已被视为可入册的人物，即便是副册。填表我最积极，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乃至我如何“盲流”进疆，都从实招来，般般件件清清楚楚。我只有一个想法，反正我不想再流了，萝卜白菜，就这么一堆，你看着可食就留而食之，如若嫌腐臭，弃之可也。反正到哪儿都这一套，这点我明白。）后，杨牧被收留，作为试用工定级，月钱33元4角5分。在杨牧，已觉这是个胜利。这之后短暂时期，还被调回队部代理文教，不久又调宣传队，让他写剧。然而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杨牧一夜间成为革命对象，贴了“揭开杨牧的反动本质”的大字报。新调来的宣传队头儿在策划“进一步剥开杨牧的画皮”。他被孤立，不让参加宣传队演出，孤伶伶地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队部。杨牧难以理解。但心里怀着恐惧，不知最后会怎么样？想到最早由武则天发明的检举箱，而今这类告密、检举已遍及神州大地。想到老家整过他的那个当权派仍在基层主事，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弄不好再来封信函，还可编出更多的“罪恶”，那他将被押解回乡。押解回乡是什么样子，王书记会一声大喊“扣起来！”，母亲会哭……不堪设想！22岁的杨牧自此夜夜无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心灵的痛苦向谁诉说？苯巴比妥针无济于事，只好买了劣质烟，让它烧肺烧心。20年后他在诗中写道：“没有学会尼古丁，就开始无边地服毒燃烧。烟气弥漫，长长地吞噬我的黑夜。如白昼断裂，如深更、如深更洞穿，如野火、如野火流磷……”
很快他被打发到良种队劳动，而引而未发的弓弦仍将他作为瞄准对象，那箭仍悬在他头顶。他这才知道良种队已成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管制所、受难地。良种队已被夺权，大学毕业的队长已被打倒。他目睹了良种队两代知识精英和许多像他这样本已处在边缘生存的无辜者的受难。这就是他笔下知识精英和某些对农场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的形形色色和他们的悲惨处境，他都详细书写了。这是些感人肺腑的血泪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唐和从领导者到底层社会，众多人的苦难。比如，关在“打包间”的那个人……“这些天来时闻惨叫，远远地，闷闷地，如物在嘴。”“打包间”里装有手工杠压机械，以前轧棉花是见过的。但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