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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两次海事会议与魏文翰先生朝夕相处，宗植深感受益匪浅。在待人处事以及与西方人交往的礼仪，说话的方式等等，凡在中国国内无法学到的事，魏先生都给以指导。以后宗植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开通日、美，中、日之间贸易，与欧美人打交道而“游刃有余”。他说，文翰先生对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更深了解了魏先生的高士情怀。魏先生为什么去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法律呢？是因为中国没有治外法权而使他深觉愤慨。他说：“洋人认为中国没有法治，我们至少应该把洋人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实行法治，把治外法权收回来。最低在收回治外法权之前，在公共租界的外国法庭里，也得保障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听任洋人自由裁判，让中国人吃亏。”回国后，魏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执行律师业务十多年，主要专理海商法事件，因其执法公正，维护了华商正当利益而声名鹊起，一些公司争相聘他为法律顾问。的确在民族危机深重年月，有多少才俊之士，用他们所学、所长来报效中华啊！大律师魏文翰是一个，成功地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所以在1994年，多年定居东瀛的八旬高龄张宗植先生曾撰写长文《巴山夜雨》，寄到国内，深情地怀念他当年的知交又是指导者、老同事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并记叙他们生平业绩。这都是今天中国人应当了解的，因之我在90年代《传记文学》杂志，荣幸地陆续刊出张先生这些忆往怀人佳作。我记得关于魏先生，宗植先生在文章结尾曾惆怅地说：“1978年以后，国内旧友陆续有消息了，但文翰先生在何处，怎样的处境，完全无法探索。”借助这篇拙文，我期望国内有知情魏先生者，能够满足张先生想了解魏先生晚年境遇的渴求。
1947年5月，张宗植作为民生公司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成员，回到纽约。这时广大华行也已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8月，忽接他在广大华行老相识舒自清电话，说卢绪章已与卢作孚先生谈妥，要由“广大”派他去日本。张宗植遂于9月去东京，从此，他就长驻日本了。
“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张宗植）
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留驻日本，他来得是时候。那时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才刚刚允许外国商人来日经商，但名额有限制。中国的限额是108人。但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像民生公司，广大华行是不在参加之列的。而从未来着眼，尽管内战在紧张进行，中国解放区和将来新中国，对日贸易是重要的。这又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识远见。既然在国内没有机会派人去日本，是否广大华行的纽约分行，能在美国的限额内，派人前去，捷足先登？卢绪章异想天开。那么派什么人去呢？他马上想到民生公司派驻纽约，会英语、日语的张宗植，人才难得。他立即征得民生公司卢作孚同意，借用张宗植代表广大华行去日本。在张宗植来说，觉得这也是他同日本的“宿缘”。战前他在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半，而今正可以去看看战后日本，继续他对日本的现场研究。
张宗植温文尔雅，沉静不多言。外表看去像一介书生。然而他在民生公司的经验，加上他在欧美近一两年的阅历，又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熟悉日本民情风习，这的确使他的赴任，具备天然优势。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他的使命必然成功。成功全在于他发挥自己优势，广结善缘，主动进取的努力。
张宗植作为来自美国的贸易商、“买主”，被“盟总”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买主饭店”。他很快跟主管进出口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官员和日本外贸厅的人搞得很熟。他还受美国施贵宝等药厂委托，开展美、日药品、杂货贸易。战后日本物资匮乏，能出口的商品，包括药材原料甚少。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脉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开展中、日贸易，中国没有美元来付款，“盟总”定的规则是物物交换。他已经向朋友请教了物物交换的结算方法。这时108人名单中的中国“买主”陆续出现了。然而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他们凭以往与日本做生意的老经验，要开通同日本的换货交易，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们要同掌握实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人打交道。可是有的人虽是“日本通”，却不谙英语。而日本贸易商，除非外贸厅的上层官员，是见不到美国官员的，所以虽有生意，无法及时洽谈。张宗植凭借他来自美国，又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很快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这也是战后中、日之间物物交换的第一笔生意。在张宗植来说，这事只是出自偶然（那个廖姓商人恰被安排与张宗植合住一室，因而有此幸运），张宗植这个“代办商”，却名声远扬，震动了全东京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1948年4月末，他搬进新办公室，便宾客盈门，都是来求他做代办生意的，应接不暇。他将大部分人推辞了，只选定几位，替他们代办。这事几乎持续一年以上。这期间，经张宗植之手直接促成而非代办的，自中国运进日本的，除菜籽饼，还有桐油、猪鬃和生漆等，主要是土特产；而从日本出口中国的，则大宗是人造丝，其次是轮胎、螺丝钉之类，成交额将近二十几万美元。然而开展中、日贸易，在张宗植，这只是一个开端，小试锋芒。直至于1949年夏天广大华行专程自香港派人来请张宗植真正开拓中、日较大宗贸易（那时人民解放军已风卷残云般驱赶着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南边逃窜），他才大显身手。
不平凡的人生（4）
卢绪章那儿来人说，东北、华北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向日本采购是就近捷径。且东北、华北的设备原来多为日本制品，便于补足配修。而日本也需中国的农产、矿产，来复兴他们的民生及基础工业。他交给张宗植一份立即可从华北出口物品清单。张宗植觉得大豆、脱壳花生应是大宗，其他的不怎么需要。他希望来人回去调查了解开滦煤、铁矿石，盐有无可能出口。对于能够做成的生意，张宗植全力以赴去做。很快做成了来自华北、东北的大豆万吨以上，脱壳花生上千吨。回程的货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生意越做越大。张宗植手里握有进口大豆、花生的证书，总金额合588000美元，除新定十几万美元的钢筋，其余478000美元定货金额全部被日本富士电机所接受，为中国制造需要的电机。数年后老板和田对张宗植说：“你是富士电机的大恩人，那时手头没有新业务，银行里借不出钱，工资发不出全额，正处罢工前夕。拿到你那张“盟总”批准的出口合同，我们得救了。”香港（广大华行总部这时设在香港，它是后来成立的中资华润公司的前身）不断来的货单，大量要的有棒钢、竹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