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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稍稍从悲伤痛苦里边解脱出来，我就想动笔写点文字的东西。可是一提笔才发现这笔有千钧之重，要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逸闻趣事，而是饱含着三十多年人世沧桑，有我的泪痕血迹。我一没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一个人回忆。我一个个人，一桩桩事来回溯。我日思夜想，想得好苦。床头备有纸笔，有时半夜醒来，也要记、要写。就这样，从1988年起始，前后三年，我写了四十多个人的事，共24万余字（其中有部分文稿还没改出来）。我写得太苦太累了，弄得一身是病，视力减退，如今遵医生嘱咐，只好暂时搁笔。”
“当然书写完了，了却宿愿，我也感到充实、愉快。书中写的大部分我敬爱的人，还有我最要好的女友（她们是曾希圣夫人余叔、薄一波夫人胡明），而今都已作古。但我精神上仍然同他（她）们在一起，共享许多美好欢乐的瞬间，他们也帮助我度过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爱我、喜欢我，在我哀伤的时候，给我以慰藉、鼓励，我也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人生能如此，还有何求！”
“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五个子女早已自立，有的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我已两次出国探亲，看看世面（她拿出赴美探亲的照片给我看）。我有许多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来这边看我，要我接待。但是我的心境已经归于平静。我宁愿足不出户，过清淡的日子，看看书，养养花（我特别喜爱花），听听自然的天籁（我们在她家庭院的花坛前合影留念）。”
水静断断续续讲来，我很少插话。时间飞快地过去。我觉得她很健谈，思维清晰，记忆力绝好。在精神上她并不见老。但是我怕她累了，只好告退。临走，她送我她的大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的《特殊的交往》一书，这是珍贵的礼物。
寻访水静（3）
旅途中，我读完了《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全书。此书文笔自然、晓畅、轻灵，有一定的文学性，（我的朋友、著名散文作家吕云松为文稿进行了整理润饰，作者在书前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感谢。）非常好读，使它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我从本书中除了感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和难得一见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看见了聪明、活跃、机灵，善于应对各种场面，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干杯、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的水静本人。我想这本书提供的恰恰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伟人和大人物们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另一些侧面，也就是更接近普通人生活的那些侧面，也是只有像水静这样身份、阅历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这恰恰弥补了某些历史传记或专写那些政治生活、军事生涯的传记作品之不足，而这样的作品似更易走进千家万户的普通读者中去。它的作用无疑也是良好的，使领袖、大人物的形象同普通群众更接近了，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除此之外，我还对某些社会上本已相当知名的人物更增加了一层了解。如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人们多知道他脾气大、独断专行等毛病，但他对女性温存、体贴、富有人情味的方面以及他在红军初建时期为情报工作立下的功勋，还有他在60年代倡导了“责任田”后的悲惨遭遇，就很少人知道了。水静的文章恰恰做了某一方面重要的补充。就是对写历史传记的人（例如如何全面地了解、看待一个人）也不能不是必要的参考。
我想，像水静这样的夫人在全国自然是少数，但在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层里面也不算少。同样的或类似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水静能写出一本书来，别人却不能呢？这完全跟水静本人具备的素质分不开。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好学上进，又爱好文学，这是其一。再则，身为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除了服侍老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替书记免掉后顾之忧，还能在工作上、人际交往上助他一臂之力（正像她自己所说“尚奎为人热情，但疏于交际”，而她的出面恰恰弥补了他这方面的缺欠———“尚奎不止一次地以赞赏的口吻肯定我在扩大、加深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情谊上的作用”）。这也需要具备某种天生的素质———比如应对自如、自然，具备分寸感等。这当然跟勤奋、好学的后天努力也分不开，未必是其他身份地位相同的夫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做个有心人，处处留心，做过的事情便能留下印象，为后来的写作储存了丰富的客观素材。最后要说的是，水静除了爱好文学，还具备文学人物的素质、灵性，这就是丰富的感情和灵敏、细腻的感受能力。我想她作品气韵生动、情绪丰沛、细节丰满，其根源即在此。这就是水静作为夫人有其“特殊的交往”，而又能写出“特殊的交往”的原因。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预祝水静还会有新作问世！
不平凡的人生（1）
——记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中国现在一步步走向强大。但是20世纪近一百年之内，有多少海外华裔、华人企业家、文化人，热心关注祖国进步、发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给予支持、援助啊！我认识的海外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
“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张宗植）1914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此前他已在宜兴中学读了一年，是个优等生，因病才休学的。在那个时代，敏感的少年张宗植经历了国运的几度转折、变化。起初是苏、浙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混战，他的家乡成了战场 。接着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在上海租界开办的内外棉纱厂的日籍职员，公然开枪屠杀了中国罢工领袖顾正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加紧了。人们盼望着北伐战争胜利，收回租界，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不久却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再次向帝国主义低头求饶，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将中国重又陷入内战血泊之中。蒋政府向帝国主义屈服，卖身勾结，却并没有讨得一心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欢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在上海附近的浏河登陆，居然炮轰上海。张宗植从老家赶回上海入学，恰巧碰见闸北火光冲天，差点儿脱不出身来。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苦闷彷徨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他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作人，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韦君宜语）的清华大学旁听生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