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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地一部分作家到大西北去访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团体里，就有刘克。他是个性格内向，沉静的人，其他的人比较活跃，休息时大家一起聊天说笑啊，谈参观访问某个地方的感想啊，唯刘克，喜一人独处，或沉默地抽烟，或闭目养神，或独自散步去了。我也是个不喜多言，不大合群的人，所以，我能理解刘克。迫于工作，我有时不得不跟大家打成一片；有时也得关照一下孤单的刘克，看他有啥事没有。我几年前也去过西藏，跟他一起，还有可谈的。渐渐地，我们有点熟了。偶尔，晚餐后，我也邀他出去散步。我们两人话说得不多，但似乎还能互相接纳，还算融洽。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离开西藏，算是转业回老家，在合肥市文化局，而不是在安徽省级文艺单位，当一名创作员。当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对那方土地，那里的藏族兄弟姐妹，他是有感情的，也经历不少险境，经受过苦难和磨炼；但说起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混乱、折腾的情形，他就只能摇头。
我们这十几人的小团体，从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去到敦煌，又去玉门油矿参观。或许是旅途劳顿，加上有的就食点，可能饮食不够卫生，刘克不幸感染了痢疾，在附近医院就诊吃了药，也没见效。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刘克好不容易随我们回了兰州。在兰州，一边治病，一边休息，痢疾止住了，但刘克身体仍较虚弱。而我们下一段的计划是去青海访问，可能更加劳累。青海“作协”已经来人接我们了。我看刘克身体不大行，便和他商量，不如免去青海，就在兰州我们住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好又清静的招待所多养息几天，再动身回合肥去。刘克欣然同意。我替他在招待所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就跟大家一起去了西宁。
我们在青海，去遥远的西部石油工地访问。返回后，便直接从西宁乘火车去西安，然后自西安乘飞机直飞北京。沉静的刘克，是个创作的有心人。他在兰州那所省级高级招待所，没有白白休息。那时“四人帮”覆灭不久，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执政者，也下台了。这个招待所在他长达八九年执政期间，曾是他的安乐窝，在这里发生过多起他与年轻女服务员之间不体面的绯闻。以致当我们住进这招待所时，服务人员全部换成了年轻男子。我们觉得好笑。敏感的刘克不可能不思索这其间的因由，从而做点寻根究底的追索。他特别关注受害年轻女子的命运。这类事件，带有“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印痕。这种沉重感，对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接触了，就难以轻松地消除。何况作家的职责之一，是在于揭开某些现象的真相，以帮助消除社会中的病态。于是刘克趁住在曾经是事件发生之地休养之便，对其实情，做了些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再创造，写成一篇小说。这篇作品的题目叫《飞 天》，小说形象、意象的孕育，自然同他在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访问及在兰州的采访，不无关系。小说于80年代初，在有影响的《十月》杂志发表，很快引起关注，包括上层领导人。《飞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较早出现的有争议小说之一，留在读者记忆中；也提供给文学史作者们继续参阅、研究。
1981年春天我去安徽出差，在合肥市，遇见了当地文学界一年轻熟人，他正好知道刘克的近况。他说，刘克老师和原来妻子离异后，最近和本地报社一个他也相识的才女记者结婚。你要不要去给刘克贺喜。我可以给你带路。于是我给刘克打了电话。这个不爱交际的人，热情约我到他新婚的家宅去做客。
刘克的住宅，是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院，这种选择正合他的性格。他们的新婚宅院虽说简朴，但收拾得干净、爽洁，说明它有个灵性、勤快的女主人。这天下午，她专门请假在家为丈夫远道来的客人准备丰美的晚餐。系着围裙的她，满面笑容地从厨房走出来见我，一看就是个性格爽利、温和，善于同人们打交道的职业中年妇女。她的大方、热情，使我感动。这天在刘克家里，我和刘克夫妇对饮、欢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说起他的新作，记得他谈到了正在写作的达赖六世这个题材。六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很有名，他恋爱平民藏女，在爱恋中写的情歌，非常美丽、率真、动人，举世闻名，流传不朽。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听说后来刘克写成了电影剧本，但我没有机会拜读。
《飞天》作者刘克（2）
时间过得飞快。刘克第一次走进《人民文学》编辑部是28岁年纪。1978年我们见面，他是个中年人。自从1981年和他再见一次后，又有将近20年不见了。而今他已年过七旬，不知近况如何？我相信他还在写作，思考。
1999年3月1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从《明镜台》到《反腐败纪实》
——小记作家耿龙祥
去年在《传记文学》杂志第5、6期合刊上读到耿龙祥的《反腐败纪实》，感觉是一篇极合时宜的纪实文学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头从有人去安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墓地凭吊写起，提出了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尖锐问题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战胜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正面描写安庆万人大厂石化厂在厂长徐士华、党委书记喻道成这些共产党人领导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及其实绩，是一篇寓理于事、实事求是、饱含激情、有分析有说服力，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切的主题的力作，更不用说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艺术魅力，虽逾万字而不嫌其长。遗憾的是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没有受到读书界、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最近听说上海《文学报》评选该作为报告文学二等奖，这是做了一件符合读者心愿的好事，对于热心写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励。
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