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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戏剧（2）
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京，去看浩然，他正在北京东兴隆街关门埋头写他的长篇《金光大道》，写得很苦。为避免外界打扰，他叫人把他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休息，才出来“放放风”。
又是一种“机缘凑巧”？祸耶？福耶？1974年初，几乎是“第二号”“权威”人物的江青，出面找浩然了。这以后，浩然与另一位作家，飞往南海，“代表中央首长”这儿宣讲，那儿慰问，好不“风光”了一阵子。无可否认，浩然这期间写的作品，讲的话，有不少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有同志写文章严肃地批评，浩然自己也向组织和群众做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这都已经成为历史，笔者绝无意为他“翻案”。
我只想讲讲浩然成为江青的“座上文人”后的一段真实的逸闻，是颇富“戏剧性”的。
却说1975年秋天，江青窜到大寨，带了一大帮子亲信及“座上文人”，浩然和另一位作家也被邀请去了。
江青素来爱搞突然袭击。这天晚上，宴罢之后，大家济济一堂，围在“首长”身边。“首长”突然发问：“……你们这阵子，听见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喔哟，“伴君如伴虎”，伴这位做着“红都女皇”梦的人更是如此！众人心里一齐打鼓，不知道咋样回答才能遂她的心、合她的意呢？就在这紧张的似乎要爆炸的时刻，突然，“首长”又发话了：
“浩然你说说看，你听见过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
这真是“大祸临头”，该怎样处置？浩然从容地站起来回答说：
“报告首长，我这阵子一直在山沟沟里跑，体验生活，准备写我的作品。我没有听见什么关于首长的谣言。”
“你坐下。”一场可能的大祸，被浩然巧妙地抵挡回去了。其实，1975年下半年，关于“红都女皇”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老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又岂有敏感的作家如浩然者不知道的？但是浩然在一瞬间设计了“上策”的回答，机灵地对付了江青。在这节骨眼儿上，浩然没被江青盛筵、美酒弄晕了头，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关于江青的传言，难道不是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爱憎吗？倘若讲了真话、实话，像江青这样歹毒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那将殃及池鱼。当然，也不能在这种时候谄媚她，那不仅违背共产党人的良心，也违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托词说不知道。这一切是浩然瞬间想的。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向人谈起这段真实的经历说：“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
也是在江青这次搞突然袭击的会上，另一位作家的回答可就很不“得体”了！实际上，他是想“拍马”，却不幸拍到“马蹄儿”上去了，惹恼了江青。这位作家当晚就患了精神分裂症……
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因有江青“座上文人”这段历史，而理所当然地受到组织和同志、同行们的诘问、批评。浩然自己也渐渐地提高了认识。一段时间后，他被解脱了，重新投入生活、创作。这几年写出了不少长、短篇新作。这再一次证实了作为作家的浩然，在改正了历史给予他个人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之后，重又振作起精神，恢复了他那勤奋地为人民而写作的本色。
我常想：“日久见人心”。从“文化大革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浩然尽管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毕竟还没有泯灭他作为人民儿子的那颗心，他和人民血肉相连。他的爱人是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家庭妇女，浩然一直跟她甘苦相共；他的朋友，顶顶多的是那些普通的农民，普通的乡、县干部，再就是业余作者们。这些人给予了他无穷的鼓励、帮助。从这些小侧面，亦可见出浩然的为人、人品。
想想江青“得势”那阵子吧！真是“炙手可热”！就有那样的人给江青写信“表忠心”，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浩然当时被江青“相中”，成为“座上文人”。但在“节骨眼”儿上，浩然有他一定的自持力。这证明浩然没有野心，他只想当一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
写于1978年
（载《山东文学》杂志）
诗人李学鳌（1）
诗人李学鳌去世已经三年多。学鳌很早就有了工人诗人的诗名，无论在北京市或全国，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群工人出身的诗人中，就其影响来说，学鳌的诗可以说独占鳌头。但我正式结识他是在1965年5月，我们随铁道兵一支部队同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在越北战地的几个月，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学鳌去世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学鳌在黄昏时分跳进我家阳台入于室内，同我对坐无语。后来眼见他萎缩了，变成个丁点大的小人，轻快地又从我家阳台跳出去，没入黑暗。这个梦至今记忆清晰，我想着是不是学鳌的魂入梦了，来向我做最后的告别。但是关于学鳌，除了悼念他的两幅挽联，我迄今还没写下一个字。读《传记文学》1993年第2期女作家韩蔼丽《尘埃落尽》的手稿，文中写了那个恐怖的1966年8月23日，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市文联，触发我又一次想到学鳌，想起许多往事。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写写学鳌。
学鳌是河北省灵寿县车谷砣村人，生于1933年1月，实际属猴年出生，略长我两三个月。灵寿县紧靠太行山脉，挨着平山，离西柏坡不远，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听见的看见的都是一代又一代豪俊之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慷慨悲歌”、取义赴难的精神和英烈故事，耳濡目染，学鳌十来岁便参加了站岗、放哨、送信，就像电影《鸡毛信》里海娃干的那些活儿。学鳌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过儿童团员的人，他这个经历，跟他的好友浩然差不多。学鳌的血管里承接了燕、赵仁人志士的热血，这就是学鳌的根底所在。这是见到学鳌之前，我不甚了解的。1956年我读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印刷工人之歌》时，还当他仅是个普通的印刷工人呢！其实学鳌写得最好的诗是他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太行炉火》和《乡音》两本诗集，之所以有那样充沛的激情和高远的意境，与他早年成长的环境大有关系。
的确，凡是跟学鳌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热情似火的人。他到了部队，立即与部队的小战士们打成一片。这些小战士来自江西、安徽、福建，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常替他们写家信，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记日记。一有机会他就在营房里、阵地上为战士们朗读他即兴创作的鼓动性很强的诗，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对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十分敬重。记得我们在江西樟树镇接受军训时，来了视察工作的铁道兵政治部主任邱子明将军，团部炖了狗肉招待他。学鳌在宴席上即兴赋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满座的军人们起立为他鼓掌。这样的诗人，既没有半点诗人的架子，又热情服务，自然受到了部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热情是个好东西，可是有的人流于浮泛，甚至虚俘。学鳌不是这样子。他的热情是他的内在本色，是和他的朴实，待人宽厚、谦和，却严于律己这些好的品德结合一起的。“先人后己”是他一贯的准则。部队的生活是流动的，时常改换住的地方。我和他住一起时，他必定抢靠门边的床铺，而将好的或采光好的位置让给我。其他物质上的待遇依此类推，他都“先人后己”。这些虽是小节，亦可见出学鳌的为人。学鳌的朴实，就像他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那样，饮食上他爱好的也就是面条与豆腐，这就像任何一个北方老农和南方乡下人那样。豆腐我和他有同好，认为是最大众化的美食，无论怎样做都好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