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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也牧其功不可没；此外，还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作）、《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作）、《朝阳花》（马忆湘作）、《高玉宝》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滕洪涛等最初出版的作品专集。
为了编好《红旗飘飘》丛刊，1958年，他到处宣讲革命传统和革命故事，而他自己在本单位却仍被补划为“右派”，这自然跟他七八年前发表“坏作品”的“前科”分不开。被错划后，萧也牧并没有因再次给他的不公正待遇而从此消极下来，“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他的同事们说，他有一颗“别不住”的心，爱才、爱事业。王蒙不会忘记，在他最倒霉，被“发配”边疆的时刻，是萧也牧全家代表他的出版社去火车站送他。秦兆阳不会忘记，他当了“右派”，被送往广西劳改，数年后在一家刊物发表作品，是萧也牧第一个关注他，出版社亲自派人下去找他。在编辑岗位上，萧也牧还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浩劫，萧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之后，1970年殁于农村，终年52岁。死前数天，还在参加劳动。没有亲见林彪、“四人帮”倒台，是他的不幸。
萧也牧在50年代因一篇小说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不幸绵延到70年代他生命的终了。然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的心仍然是热的、活跃的，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应该了解他，不应忘记他。
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作家方纪，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早年在延安，他写过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实作品《阿洛夫医生》。50年代后期他访问大西南，写过热情洋溢的诗篇《不尽长江滚滚来》。60年代困难时期，他在《人民文学》发表写领袖写得很潇洒，鼓舞士气的散文《挥手之间》。
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顺遂，尤其写小说。1950年3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这是他写的“不连续的故事”中的一篇。两个月后，这篇小说遭到严厉批评，这恐怕是解放后较早挨批评的一篇小说，也是批评中上纲很高的小说。它有两顶帽子“恋爱至上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从此，它顶了“坏”小说的名声。作家方纪顶了写“坏小说”作家的名声。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究竟是怎样一篇作品呢？
方纪以十分敏捷的观察感受，以一枝清新、活泼的笔，通过描写一位美丽、聪慧、爱笑、爱玩、爱唱歌的贫农姑娘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处境及一位善做工作、善解人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如何理解她、帮助她（解开她心上的疙瘩），调动了她的积极性（串连青年妇女，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值得深思、有远见的问题：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还要不要继续消除存在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利继续解放农村生产力？村支部书记何永是好样的，他全面关怀全村人民的心态、情绪，关心青年们的特殊要求———适当的文娱活动、恋爱、婚姻等，谆谆善诱、因势利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不仅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也使人们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它怎么变成一篇“恋爱至上”、“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批评的方法“釜底抽薪”，好像根本看不见作家苦心描写的村支部书记在支持青年妇女小环动员青年参军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攻其写小环对青年的吸引力的某些带夸张色彩的描写），结果就变成了如批评者所说的：“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这还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或“恋爱至上主义”？其实，实事求是地看，方纪这篇小说的总体思想是和所谓“恋爱至上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不搭界的。小说中的某些夸张描写，即便是缺点，但经过批评者无限放大，就变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这使我想起汉代那首有名的民间诗歌《陌上桑》，它描写一位漂亮姑娘秦罗敷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样的夸张描写，如果叫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的批评者看来，那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帽子，恐怕该提前一千多年送给我国古代的诗人了？
无所适从
—一篇受批评的小说《关连长》
文学批评如果实事求是、比较准确，可以促进创作。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批评者的动机是好的，恐怕效果也就难说了。
最近曾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一起反思50年代初期的某些文学批评。一位老作家说：文艺界对一些文艺工作者打棍子，戴帽子，并非始于“四人帮”。一位批评家说：解放初期，一大批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马上给他堵回去，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了。我知道他指的是作家碧野写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挨批评一事。我也确实看见过“歌颂也不行”这样的例证。那是50年代初期对《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关连长》的批评。
这篇小说的作者朱定，当时是参军不久的一个年轻人。1950年发表的这个短篇，很可能是他的处女作，被编辑选中发表。
小说写得相当朴素自然，真实感人。它从一位参军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文化教员的观察感受角度，写攻打上海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它有“父亲一般”的关连长，“母亲一般”的指导员，连队气氛团结和睦，纪律严明，战斗情绪高涨。在攻打上海近郊一座红砖楼守敌的战斗中，关连长和连队干部发现敌人竟将一群孩子（学校的学生）关在楼上，把无辜生命推上炮火前沿，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这是多么卑鄙无耻。人民的军队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群孩子的无辜牺牲。关连长于是决定不用炮火，而是近距离短兵相接，用步枪、机枪瞄准消灭敌人。关连长和连队干部身先士卒，迅速消灭了敌人，解决了战斗，救出了孩子们，而关连长自己却在这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这样一篇颂扬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为了人民而英勇战斗、善于战斗的光辉形象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错呢？可是小说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却被扣上了许多顶帽子，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严重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把我军指挥员写成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的冒险者”、“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读者不禁要问，怎样才算是不“庸俗”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呢？怎样才算不是拼命主义呢？怎样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呢？按照批评者的逻辑，是不是处在这种特殊境况下的解放军要无所顾惜，不讲究战法，不设法保护孩子，硬是用炮火朝楼房轰击，才算是无产阶级的“从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人道主义、才算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呢？……但是假若作者真的这样写了，那么一定将有一顶更大的帽子“作者竟敢捏造事实，污蔑解放军惨无人道”在等着他。这样的批评，真是弄得作者无所适从啊！大概只有搁笔不写，才算是没有毛病了。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1）
周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他长期领导文艺界。人们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自己过去工作里某些失误诚恳检讨，一再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道歉，尤其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当事情涉及建国以来文艺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