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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退稿而不泄气。最早的作品是从1947年开始发在叶圣陶主编的、当时在全国中学生中影响极大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和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版和《小朋友》周刊上的。陈伯吹写信鼓励这个年轻人为儿童写作，认为它跟教育工作属同一目标，是很光荣的职责，望努力为之。有什么困难，请来信，当尽力帮助。任大霖直到1953年从浙江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才见到他投稿时的这些良师益友。1949年5月他在杭州师范还没读完，因工作需要便调青年干校培训，很快成为浙江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下农村去结合中心工作做建团和少年儿童方面的事，接触农村孩子又产生创作灵感，及时写了《给城市孩子的通讯》寄给陈伯吹先生，全部在《大公报》“现代儿童”发表。任大霖的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遇见一位理解文学写作、思想开明的领导同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跟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仅没责备他，反而为他发挥他的专长铺路。1953年10月，他被调上海少儿出版社，如愿以偿做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他哥哥也在这前后，从财经部门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蟋蟀》发出后，任大霖成为《人民文学》经常作者，其后他又在这个刊物发表多篇作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灿烂的星空下》，《天目山下》等我都还有印象。
改革开放后，他又以新作，不断支持《人民文学》。经我手复审发出的就有《心中的百花》、《革命歌词创作法》、《大仙的宅邸》等多篇。后一篇是儿童文学作品。前两篇是表达人民愿望，讽刺“四人帮”的。这些小说当年发表时，都有不错的反响。
任大霖工作繁忙，而笔耕不辍。1986年他寄给我他新出小说集《心中的百花》。书中还夹着一封信，说在过去一些年中，他发表的小说，有《人民文学》和我的劳绩，他一直忘不了，客气地对我表示感谢。我一篇篇读完他的小说。我感觉大霖小说的视野更加扩大了，描写也更加深刻，有他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象准确深入洞悉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前者可以《惆怅》、《职称》两篇小说为例。后者可读《芳草碧连天》、《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这两篇小说。我以为这四篇小说是任大霖的力作。列入中国80年代短篇佳作，毫不逊色。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2）
我去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会会任大霖。和他最后一次相聚是1987年4月初的一天。
我现在讲讲特殊年月和任大霖的一次见面。那是1974年夏初，我在《体育报》工作，去了一趟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回来路过上海。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界的熟人，不方便去找。但上海毕竟过去是出版中心，到上海来总想找点书。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任大霖此时正负责新组建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几家出文艺类书包括出外国文学的出版单位合并的）工作。我想既是这样，我似可以去看看任大霖。自然我也晓得“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变脸”。以我对任大霖过往的感受，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他办公地方一见，并找他要点书。其实我只想弄到一本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在一处很大的院子里坐落着很大的平房，有人告知我任大霖在里边一间屋办公。我心里略感忐忑。见了面，任大霖还是老样子，我心安了。所谓老样子，就是还像过去一样热情亲切，问我从哪里来，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便开门见山地说，要找一本《红与黑》，他满口答应，说请人去库房里找。他问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他讲他们明天上午有个活动，欢迎我来参加，顺便将书拿走。第二天上午我的确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但内容是什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我感觉温馨地从老朋友那儿取走了我要的书。朋友还是朋友，不会随世易时移而变迁。这就是任大霖人品掠影。
任大霖去世几年了，去得早了些，令人惋惜。
2004年6月30日于湘江之畔
浙江三作家
——谢狱、郑秉谦和高光
1957年对于浙江文艺界，可以说是个大灾之年。
浙江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文化人出得多。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夏衍、冯雪峰、邵荃麟……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文艺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宋云彬先生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五四以来的老作家有黄源、陈学昭等，另外还有些中年作家如谢狱、曹湘渠等，再就是解放后新起的作家如郑秉谦等。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传达后，当时有两个主题，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要整风，发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党整风；再就是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主题有内在联系。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纷纷去到一些省、市，宣传、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励大家积极鸣放。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去上海，另一副部长林默涵去广州，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去浙江杭州。然而在杭州，经邵荃麟鼓励而积极在座谈会上发言鸣放的浙江文艺界人士，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文联主席宋云彬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谢狱（时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郑秉谦，还有“作协”的具体负责人郑伯永以及文化界较著名人士，如南下干部、浙江日报的第一副总编高光，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几乎都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些被划的人，其实是很冤枉的，如宋云彬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高层民主人士，进步学者。黄源是老左翼翻译家，《译文》杂志创办人。陈学昭留学法国，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千辛万苦到延安，写作很积极，如早年出版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50年代去茶乡深入生活，写出新作长篇《春茶》。谢狱是老新闻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出色的杂文家、编辑。高光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业余爱好文学。反右前夕，他曾给《人民文学》杂志寄过一篇《一个党代表的日记》，无非是对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有所批评，《人民文学》曾考虑发表。但这却成了他“反党”的一个“罪证”。郑秉谦是出身解放军部队的年轻作家。这些人和“反党”，无论如何是搭不上界的。这样一来，浙江文艺界的有生力量，在反右派斗争中，差不多是“一锅端”了，自然是元气大伤。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在反右中都受了伤害，但像浙江这样受重创的，似乎也不多见。
我和谢狱、郑秉谦有些接触，大约是1954年、1956年之际。最先是1954年，郑秉谦在《浙江日报》发表一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兼管地方报刊作品选载这件事，我推荐了这篇小说并建议选载，副主编严文井拍板同意，将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1955年底，秦兆阳（时任《文艺报》编委）写专文推介这篇小说，认为这篇作品写的那位出身部队的民兵队长在对敌斗争中对群众的感情，写得很动人，并指出郑秉谦是位值得注意的新作家。所以后来郑秉谦被划右，我们很觉意外。谢狱于1956年寄来一篇小说《地下》，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小说，其中写的地下斗争环境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得很真实动人；可以推测，要是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生活没有深切体验，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再则小说的语言、结构等艺术性方面既讲究、又自然浑成，不像那年月有些作者的作品总有那种装腔作势、不自然，好像做戏的味道；或总受既成模式影响，有那老一套的痕迹。这篇小说，恰恰是以朴实的白描取胜，这正是真正好的小说的妙处。照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发表，遂推荐给了当时的执行主编。主编也觉得作者有生活，也会写。但对作者朴实的白描似不完全欣赏，认为“太客观主义”，主张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小说。作者也应邀来京。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未能改得主编满意。我个人觉得，当作者已实现其成熟的构思，要接受别人意见去修改，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勉强去改，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直不忘。因之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