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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给我交稿的是李天芳。不到三天，她即同伴侣晓雷一起，送稿子来了。她以延安枣园的枣为题，写了她对延安的深情。她的文笔是如此妩媚而圆熟，以至我无法在其文上添、减或修改一个字。我因之感知这个年轻沉静的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在文学创作路上，已经默默地自我磨炼许久了，将来必定有大的发挥。晓雷写的就是他讲过的丰足牌火柴厂艰苦创业的故事，是一篇可读的速写，他还写了几首诗，后来我推荐给执行主编李季发表，从此他成为《人民文学》常联系的一位诗歌作者。
我手边没有当年刊物，登在《人民文学》1964年第7期四五篇延安速写我已记不完全了。但有印象的是地委宣传部的李彬主动写了一篇，他的文稿短小凝练，内容也好（至于具体的，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将它放在头篇。第二篇出众作品，就是李天芳的《枣》了。《枣》“一炮打响”，记得中国作协其后编的散文选集，收入了她这篇。再就是师范学校学生师银笙的《南泥湾来客》，写了天下闻名的垦区南泥湾的今昔变化，内容好，文字也较干净。还有苏若望写的《延安街头》，也颇别出心裁。还有一篇似乎是写一位广东侨乡青年，数年前来宝塔山植树、绿化，改善圣地自然环境的。只是篇名叫什么，谁写的，我记忆模糊；是否是兰草，待考订。他们交稿时间，都没超过我规定的五天之内，我并没对他们的文字做大的删修。我相当满意。编辑部也还满意，于第7期将这组文稿准时推出。社会的反响是好的，尤其文艺界那些怀念延安的老同志；他们也为延安出现一些文学新人而欣喜，打听《枣》等篇作者是做什么的。
此后我跟李彬、李天芳夫妇、师银笙和兰草等都有断断续续的联系。李彬和李天芳夫妇先后调西安工作。大约上世纪70年代末，李彬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来北京开会住翠明庄，我去看他，我们曾畅谈。论他的年岁，而今恐怕已从组织系统退休。李天芳是陕西省专业作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她创作的高潮期，发表、出版的小说（包括中长篇）、散文，儿童文学作品等甚多，较有影响的散文集有《山连着山》、《种一片太阳花》等，长篇则有与晓雷合著的《月亮的环形山》。她是全国著名女作家，曾任陕西省文联和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晓雷也在陕西省作协，曾主持《延河》杂志编辑工作。他以写诗为主，但也出版过小说和散文集。担任省作协副主席期间，似也主持过省作协工作。上世纪90年代我去陕西作协时，曾与两位欢叙。发表了《南泥湾来客》的师银笙，原籍虽属山西河津，却是延安地区生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之士，师范毕业后即分配至《延安报》社工作，从普通编辑、记者做起，一直做到报社总编辑，延安市委（相当于过去地委）宣传部长。银笙是个工作扎实、肯干的人，写作是个多面手，擅长写通讯报告、散文、小说。这些年，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他大部头散文选集，此外他还发表了写陕北革命英豪谢子长的长篇传记，两部写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和科学家沈括的长篇小说，受到读书界好评。上世纪90年代，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发表师银笙和兰草写的纪实作品。兰草经过实地调查写成的《两千年前中国高速公路》一文在《传记文学》刊出后，重现了从北方边地直驱关中的千里秦驰道的壮丽历史遗迹，引起中国学术界及考古人士注意。
1991年我重访陕北。先是去黄陵县会见阔别多年的兰草，他已在黄陵文化界工作多年，成为研究人文初祖黄帝和黄帝陵及陕北黄土高原地理、民情的一位专家，出版过有关黄帝和黄帝陵的著作多种，图文并茂（好些精彩图像是他自己拍摄的）。有的是便于大众阅读欣赏的普及读物。自然是这位专家带我仔细瞻仰、观赏了黄帝陵。下半年初秋，我和老伴从山西过黄河经绥德，直趋延安，接着又去榆林地区访问。承时任延安报纸总编辑的师银笙盛情接待，我看望了延安的一些老朋友。我还陪同老伴又一次参观了使人怀念，体现了理想和一种伟大精神的革命纪念地。去银笙熟悉的榆林地区也得到他的帮助。
陕北延州（汉代是上郡，唐代起叫延州，宋以后叫延安府）自古是国土防御的战略要地。土地虽较贫瘠，而资源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等）；更值得珍惜的则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留下的无尽精神财富资源。因之过去的延州、现代的延安是产生文化艺术人才的富矿、沃土。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只要有适当机遇，就会人才辈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年代，莫不如此。1964年《人民文学》只不过提供一可供发表的小小平台，延安的文学新人便应运而出。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破土而出的文化新苗，后来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以自己多年的实绩证明，都是有用之材，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5年3月12日写毕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1）
《人民文学》杂志历届主编茅盾（任职1949—1952年）、严文井（执行主编1953—1955年）、秦兆阳（常务副主编1956—1957年）、张天翼（任职1958—1966年），他们都比较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有几位还是儿童文学作家，自己也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刊总是拿出版面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有时还出专辑。于是从50年代初期、中期，就有一些儿童文学新作家和他（她）们发生了影响的儿童文学佳作面世，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霖的《蟋蟀》、刘真的《我和小荣》、任大星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发表时用名，后改题为《双筒猎枪》），袁鹰、柯岩的儿童诗等。在这些新作家中坚持以儿童文学写作为主，并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自己也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少年儿童文学写作新人的，应属任氏兄弟。
《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发表任大霖的儿童小说《蟋蟀》（它的责任编辑是我们小说组女编辑赵宗珏）后，我认识了任大霖（他曾出席1956年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其后同他打交道较多。《蟋蟀》发表后，影响较大，作者那散文笔法，生动地写几个回乡少年的童心和他们的精神成长，使人想起热爱孩童和小生命的老儿童文学作家谢冰心。后来任大霖告诉我，他在十二、三岁时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喜欢，她对小生命的爱，她的爱心，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影响。50年代中期，我对任大星的两篇儿童小说印象颇深。一是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他的儿童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写孩童的语言及心理个性极生动传神，富有情趣；艺术完美，行文自然，天衣无缝。这是我当年读到的最好一篇写儿童的小说。据说中青社曾增印多次，后来还拍成故事片。再就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发表的他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写旧时代一个穷苦、很灵秀小姑娘的悲惨遭遇，她为了给在老地主雨亭叔公家干活得病的哥哥补养身体，夜晚去老地主家的池塘弄几条小鱼，而被老地主的双筒猎枪打伤了腿，不治身死。作者以第一人称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童年的玩伴）对往事回忆的角度来写，字里行间表露对小女孩不幸命运的深深同情，揭露了老地主的丑陋和狠毒。此作品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中。改革开放后任大星重振旗鼓，继续做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写作出版多篇儿童文学作品。我从任大霖那里知道任大星是他哥哥，虽然发过他的《双筒猎枪》（仍是赵宗珏责任编辑，我复审），至今未有机会同他谋面。
从任大霖那儿我了解，他们的父亲，中国文史功底深厚，小时候就教他们读古文、古诗和《史记》，还教他们练习写作。随后，他们又广泛接触了新文学作品，外国的小说、童话作品，喜欢读外国作家写儿童的小说 。契诃夫的《万卡》、都德的《最后一课》、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等。他们都喜爱儿童文学，也喜欢同孩子们玩在一起。任大星当过小学教师，任大霖上过师范学校，所以后来他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编辑不是偶然的。任大霖发表作品大约比哥哥还早。他十七八岁在师范学校求学就投稿，虽屡遭退稿而不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