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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肖平在《上海文艺》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这就是1978年的《墓场与鲜花》，这篇小说通过“墓场”与“鲜花”的象征形象，某种程度地状写了肖平这几十年的人生际遇和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尽管某段时间，天空乌云翻滚似乎走进黑暗的“墓场”，而他对光明前途、对“鲜花”的热爱、信仰，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篇小说有幸入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
肖平仍然在教学岗位，并没有成为专业作家。或许退休后，他在文学创作上，还会有一番作为。
写于1989年
陈登科“牛棚”题诗
陈登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风雷》，这部小说是他解放后长期与淮北老乡生活工作在一起的收获。他经过多年酝酿，数易其稿才写成这部小说。起初作品的名字叫《寻父记》，后来才改题《风雷》。我还记得１９６３年某个时候，《人民文学》杂志缺好的小说稿。我们正犯愁得不行，忽接陈登科电话，说他已来北京改稿。自然，作为他的朋友和刊物编辑，我们要去看看他。去后陈登科谈起他这部即将完稿的长篇。我们请他选一段最精彩能独立成章的给《人民文学》发表，这就是不久后发于《人民文学》头题的《淮北风雪》。这的确是《风雷》中最好的片断。陈登科写风雪淮北荒原上一女子羊秀英摆的狗肉摊，真像枝神来之笔。狗肉烧酒扑鼻的香味、暖味，至今让我垂涎。至于围在女子羊秀英身边，乡村社会那些形形色色人物，也是教人过目不忘。作品刊出后，向编辑部叫好的读者、作家着实不少。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陈登科却因这部小说而苦难深重。某些整他的人深文周纳，硬说小说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四清路线”，为其“树碑立传”。“材料”立刻又到了江青那儿，江青点名陈登科是特务。江青还不是金口玉言？她说陈是“特务”，新四军小通信员出身的陈便立时成了特务，不但关牛棚，挨批斗，还蹲了五年大牢。１９７３年我出差去合肥，想去看看陈登科，那时却气氛森严，当地文化部门管事的人说陈仍受管制，住在青阳县，不准看望。隔了一两年，我才在北京见到他。
某次去合肥，说起他写羊秀英摆狗肉摊的往事，陈登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在摆狗肉摊现场，作为被江青点名的大‘特务’，挨过示众、批斗呢！我写有一首诗，记录当年情景。”随即将他的诗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淮海战役炮声终南征途经宿城东城隍庙前吃狗肉随笔写进风雷中城隍庙里蛇神多牛头马面齐出窝阴差挥棒逞凶恶女吊摇扇唱赞歌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写完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1）
1962年初秋，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长的我，有机会读到甘肃青年作家赵燕翼投来的短篇小说《桑金兰错》，是负责西北片稿件的小说编辑毛承志推荐给我的。在此之前，赵燕翼在全国文坛已颇有名气。茅盾先生评论1960年儿童文学时，就曾对赵燕翼的童话《五个女儿》的“艺术技巧”倍加赞赏。接着上海《文艺月报》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三头牦牛的下落》、《老官布小传》诸篇而为文学界所注目。而今他主动给《人民文学》写稿，我自然很高兴。当我仔细读完原稿后，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篇具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艺术上相当成功的佳作。三审顺利通过。《桑金兰错》在《人民文学》10月号发表后，立即得到文坛及读者良好反映。文学评论家陈、阎纲等在1963年第6期《文艺报》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反映甘肃河西地区藏族牧民生活风貌和精神品质，“很有特点”的优秀作品。对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用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将其翻译登载。越南编译的《当代世界短篇小说选》，也将其收入。迨至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编印的文学教材，也将其入选。可见其影响的广泛。
《桑金兰错》，讲述的是祁连山区草原上的藏族牧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收获牛毛季节里发生的一个生活小故事。主人公桑金兰错，是一位刚嫁到婆家，尚不为人所熟悉的美丽少妇。她身怀绝技，藏而不露。但到关键时刻，不得不“露一手”的时候，一鸣惊人，技压群雄，刹那间在驯牛场上，树起一座令人钦敬的巾帼斗士形象。作者摆脱了那一时代着力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羁绊，尽情谱写了一曲婉转悠扬的高原牧歌，放手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藏区风情图画。作者通过人物个性的着力塑造及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展示，不仅给读者很高的审美情趣，同时还折射出中国固有的“柔能克刚”的哲理之光，以及彰显了谦逊美德映衬下的英雄本色。
赵燕翼这篇力作，具有属于作者创作个性的非常独特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比如长达万字一篇小说，主人公只说了六句话，每次只说了一个字，而这六个字都是重复的，实际她只说了一个字———“哑！”在藏语中，“哑”字是礼貌而谦逊地表示赞同的词语，包含着“是的”、“好”、“对啊”这样的意思。作者以其淋漓酣畅的笔墨，层层渲染，再加上这个一字千金的“哑”字，就把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桑金兰错》无疑是燕翼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改革开放新时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很活跃、有实力的作家刘心武，在给燕翼的一封信中称赞他的《桑金兰错》是“精美的艺术品”（见《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册题词），不久前，中国作协的评论家雷达在其编选的（中国）《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一书中，也收入了《桑金兰错》。他们都是很有识见的艺术评论家。
1963年秋季，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约请本刊经常联系的七八位青年作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举办了一次小型创作座谈会，江苏的方之、陆文夫，甘肃的赵燕翼均应邀参加。常务副 主编李季，请来了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邵荃麟、叶君健等多位老作家同他们见面，讲话。茅盾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来自西部的赵燕翼的短篇小说《老官布小传》，对他表示关注。会议结束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看望大家。有个有趣的小插曲，当大家的话题涉及王蒙时，周扬提议，可否将他从北京师院教学岗位上调出，放到生活中去，与群众接触，继续搞他的文学创作嘛！不久，王蒙果然去了新疆。后来燕翼据此写成了随笔《关于王蒙走西口》一文面世，对王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增添了一条他“亲闻”的史料。
1964年初夏，编辑部派我去西北组稿，我先到兰州赵燕翼家。他一家四口住的是城里老旧的平房，室内陈设简朴，惟他的书房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纸砚，还有根雕艺术品，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氛围。赵燕翼说他爱用毛笔写作。得闲常去山林里拣一点枯树的根，自制成具有一点审美情趣，有生命动感的工艺品。可不，眼下我看见他桌上现摆着的根雕，是一座直立的人形狐狸，细腰丰乳，曲臂长腿，作舞蹈状；形象天成，很少斧凿痕迹，题名《山狐妖女》，给我印象甚深。谈吐中我觉得他多才多艺，知识面广，是一位纯朴的西北乡土知识分子。我请他同去青海，写作或采访，他慨然答应。一路上我对燕翼了解多了些。他家曾是官吏兼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去世时，家中已是“空留藏书万卷，却无隔夜之粮”。父亲只好带着全家回到农村老宅躬耕以养活全家。而耕作之余，家中仍不乏弦歌之声。祖父能诗文，擅长绘画雕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小燕翼自幼喜欢艺术。九岁时他拣到一根造型奇特的树根，七雕八雕，将其做成昂首奋蹄的一匹木马。祖父观后大加赞赏，特为其题写了百字铭文，中有句云：“举足凌空，不借长风鼓翼；睥睨骀驽，等闭志在万里”。祖父的题词，终身鼓舞着燕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燕翼的家乡，靠近藏区的天祝草原，故从小就熟悉藏、蒙、裕固等游牧民族风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少年投笔从戎，在山丹军马场服役五年，更加深了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为他后来写民族风情的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基础。建国后他成了专业作家，仍背起行囊，深入到河西走廊扎喜秀龙藏族牧区，重温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游牧生活，激发灵感，开始写藏族生活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