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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摈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意。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篇描绘云南边陲地区特有生活风情及大军到后军民新气象，文笔清新可喜的作品，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赞颂洛阳“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短小精粹，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由此可见白桦的抒情气质和文字功力。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路南彝族民间美丽爱情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这一经典爱情故事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 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夜晚》那首———
白桦和公刘（2）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年5月6日追记，北京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与他同在部队创作室，后来也遭错整的徐光耀说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他的这一评语是客观的。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因他历史上和逃到台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点关系；文化素质高，诗的影响又大（胡风集团那些“伪装革命”的人，难道文化素质不高，影响不大吗？），这更成为对公刘“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徐光耀语）的凭据。所谓“升温加码”、“所费时日大”，那自然是昼夜逼供，期待从被整对象那儿“突破”，被怀疑的敌人成为真正的敌人，那肃反成绩不就“大”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请参看前引公刘著文）肃反中主持公刘一案的那位，50年代初期军（文艺）、民（人民文学）联欢时，我不只一次见过他，挺温和的山东汉子，当然资历比白桦、公刘要老。从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所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那种心理状态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我总觉得将这类比自己参加革命晚，创作成绩、影响倒比自己大的青年作家整为“异类”，这中间似有一种愤愤不平或者觉得我比你参加革命早，那些革命诗篇我写不出，你们怎有资格写，那不是僭越、冒充吗！益发气不打一处来。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开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等到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于是被那位审查者———支部书记记住。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公刘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公刘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更加可怕的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指导思想、路线猖獗的这多年；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使一个本该享有自由解放活力的这位老诗人，有时就得忍受这样的精神刺激、折磨，这是多么残酷的世纪阴影啊！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公刘像好些 1955年、1957年遭错整的正直知识分子那样，屡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时间、精力，许多年都耗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迁徙流转之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抵御一种大环境的侵凌，身心所受的摧损，是难以修复如前了。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