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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君宜的同庚、知交，延安时期老战友李锐的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这四句诗是大白话，很好懂，意味深长。不用我多解释。“大砭沟”是延安的一个地名，当年韦君宜工作的中央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就驻在这里。“抢救过关多少劫”，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开始后不久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发明者康生），诬陷许多爱国革命者为“特务”，他们横遭身心摧残。韦君宜的清华同班同学、夫君杨述从四川带着全家人来参加革命，也被诬指为“特务”，遭隔离审查。这类颠倒敌我，胡乱整人的运动，后来得到纠正。
韦君宜过生日（2）
最后是我以前的几位同事谢永旺、崔道怡、周明（谢、崔、周和我，都是君宜的老部下）写的寿联，也可一观：八十春秋老树新枝一生文采月夜清歌（按：《月夜清歌》是君宜60年代发表的小说名篇。）限于篇幅，其他佳作就不一一引录了。
1998年6月13日（本节原载《百年潮》杂志）二、永 生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与世长辞。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君宜的诞生及离世都是26日。
君宜的形体虽说离开我们了，但这样的人她的精神是不会死去的，她将得到永生。
韦君宜应算是我的哥哥姐姐辈。我们很早就有文墨沟通。50年代初期，她当《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曾派一位活跃的女编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来，本来是约萧殷同志写篇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稿，萧让我写。那位编辑拿去，被韦发在该刊当年第17期。不久后韦君宜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担任新创刊的《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那时她派一位男编辑向我约过谈文学知识一类的文章。我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习作者，直到此时并未与君宜主编正式谋面，却受到她一再的栽培，深感她对一般青年写作者那完全无私的细心、关心。
1958年，作协宣布在文学青年中颇具影响、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它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同《人民文学》合并。君宜被宣布是《人民文学》的两个副主编之一，但她并未到任，而是下放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去了。1959年回京，韦君宜也并未到编辑部上班，而是去长辛店指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1958年她下放前夕，我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党支部开了一次批评韦君宜“右倾”错误的会。具体内容是说君宜同情她原在的单位一个被划右派的人，为他鸣不平。其实那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被划右的杨觉，完全是冤枉，他只不过是为他的乡亲递送了一封给上级机关的信，诉说当地干部损害农民利益，搞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何右之有？然而他的划右是机关首长拍板敲定的。在当时气氛下，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已不止一次地遭批评。这次她下农村改造锻炼之前，支部开会，又要敲打她一回。党员们很难说是真心批她，多是人云亦云地走回过场。而韦君宜这个眼睛里容不下掺进沙粒的性情中人，难掩自己的不服。只见她嘟噜个嘴，口中似念念有词，却不出声。会议也随之草率收场。
君宜这人，别看心里有委屈，但下乡后干起活儿来，却是认真负责，作为一个老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点儿也不含糊。特别是在1958年，在党的领导人鼓动下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君宜在农村响应号召而行动起来，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单位有位与她同下去又同处一室的女干部张希至，最了解君宜的秉性。她说：君宜为人热情直爽，不拘小节。她是队长，吃苦在前，农活忙时，差不多夜夜苦战，把我留在家里，替她值班守电话。因为夜里出发太急，她常常穿错了鞋袜，甚至衣服。有时穿了我的一只鞋一只袜，变成了一样一只。人家给她指出来，她才察觉，返回后还向我道歉。但这样与我错穿鞋袜、衣服的事，仍然发生。这可能跟她深度近视，也可能还有点儿色盲有关系。但韦君宜律己特严，对她的夫君也是一样，决不容许他搞一点点在她看来是不应该发生，是脱离群众的特殊化。那天她丈夫杨述坐着小车从北京来看她，她知道了，就是不见。后来杨述只好来到我们的住房，给韦君宜留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她。字条写道：你以后要温柔点！我看了差点笑出声来。这就是韦君宜。
在长辛店两年，君宜全心编工厂史，自己亲自采访、收集材料，辛勤辅助业余作者，很少回城。她的劳作没有白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北方的红星》一书，据我所知，是那时出版的工厂史中属质量上乘，既有史料价值，文笔又可读的一部。
君宜晚年的传世之作《思痛录》，凡读过的人，无不对它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书，也对君宜其人。我还有幸读过《思痛录》未发表的一部分，也是使人难以忘怀的黄钟大吕之作。
接到韦君宜去世的噩耗，我思念着君宜的种种，我深信这位一代人杰、女英豪并未离我们而去。我信笔而写，写了几句挽联，算是我对她的了解和永久的纪念。
挽韦君宜：万难不屈的女战士大彻大悟的真学者理想纯净品格崇高一代英豪当之无愧！
2002年2月20日
建国后第一篇受批评的小说
——萧也牧作《我们夫妇之间》
50年代初期，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署名萧也牧。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或许有缺点，如对生活提炼不够，个别语言粗俗。再说得重点，个别细节容易造成像是出工农分子的“洋相”这样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的。但一年后在全国范围批评电影《武训传》，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的背景下，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急骤升级，个别描写上的缺点变成整体的“玩弄人民”、“不诚实”、“新的低级趣味”、“倾向问题”……而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后果，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倾向问题”的丁玲、冯雪峰两位，数年后也遭厄运。而他们以往的作品随之也遭受粗暴批评，如同当年他们批评萧也牧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那么，萧也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印象以及听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介绍的情况，简直跟当年对他的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搭不着界。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又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有南方人（他原籍浙江）的机灵，又有北方人（抗战军兴，他一直在北方）的拙诚。
他和一位出身农村的工厂劳动模范结婚，一直情爱深笃。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同辈好友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等都是作家），他放弃了心爱的创作，在分配给他的编辑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为促使文学创作繁荣而努力贡献。举其大者，他参加创办并主持编辑发行量很大的《红旗飘飘》丛刊；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