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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朝她打的（并非她揣摩的他在报复），而是对来自全国其他地方跟他一样，而今被分配到火葬场干活的知青哥们一个信号，意思是他料事如神（当他帮一个女子修车，认出了她是‘貂’而她并没有认出他，想到她这个人事干部做事的后果，竟使那老遗传学家死亡，不免愤愤不平，遂要了她的手绢，报了老遗传学家的姓名，来作弄她一下，也算是正义对她的警告吧。他料到“貂”必定会来火葬场，他向哥们打了赌，他赢了。这些以前的红卫兵、插队知青围着他们的黑哥们一起畅饮时，自然厌恶阻碍时代前进的“貂”一类人物，而将他们热烈的向往寄托于来日，那就是广开才路，人尽其用，提拔新秀。他们也畅想他们敬佩的黑哥，有天能当个干部局长，专门去做爱惜人才、举荐人才的事。这当然有点调侃的味道。但言为心声，这是民心民意在呼唤。作家这篇“口头文学”小说，虽说篇幅不大，的确创造了“貂”和黑哥们这两个活生生的互相对照的人物。黑哥们虽然在“貂”眼中是所谓“流氓、坏蛋、贼”，工作“低贱”，但真正是心灵高尚，愿意多做好事。而“貂”一类，则是扮演过时的角色，有碍社会进步。总之，《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语言、结构都很讲究，风味特殊（黑色幽默），有创造性，很成功的短篇佳作。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3）
将近一年之后，林斤澜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 期的《辘轳井》也是一篇成功的短篇佳作，我们将它发于该期小说的头条。这篇小说我很喜欢。因为《火葬场的哥们》我说多了，此篇只能讲一两句。这是一篇写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一个拥有古老辘轳井田园风光、浇水种菜人家几十年的今昔变迁。作者一面是怀旧情浓，引起读者共鸣。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自然状态可爱的田园，而不能不迁居，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小说《辘轳井》中那可亲可敬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另一面则是欢呼社会进步的这一进程，连作品中上了年纪的男主人公尤老师傅也参加进去了，找见了自己称心的新工作位置。作品同样是结构谨严，语言精炼、讲究，写作技巧高超圆熟，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今回过头来看，像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短篇佳作，进入那时的全国获奖短篇行列，应是毫不逊色的。只是那时评奖可能比较偏重推出新人，有的老作家作品难免有时被忽略。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们寿命长，不在意一时忽略。
斤澜这些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条道上的基本功，少说也有两事：语言和结构。结构有人借用日常用语———组织，也在理。这两事可磨性子，十年八年不一定见成色。非见成色，枉称作家。”这是斤澜多年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甘苦心得之谈，是非常宝贵的。我写斤澜这篇拙文，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当小说编辑的那个三十年，我感觉，我们出来一大批写小说的作家，但像林斤澜这样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思考、研究和讲究短篇小说语言文字及结构等写作艺术的作家，虽然有之，但实在并不多。因之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比较高超，足供人反复欣赏之作不很多。恰在世纪之交，林斤澜出了文集六卷本，主体当然是他的短篇小说。我建议小说研究者和学写小说者，不妨认真阅读林斤澜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不小收获。
2004年6月3日完稿
（载《北京文学》杂志）
硬汉子作家苏策（1）
一
我大约是50年代中期知道部队作家苏策。1956年我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时，很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那时他是一位随军进藏作家，已在其他兄弟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报告等。不久之后，他果然寄来一个短篇。我读后印象颇佳，至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说教，创造了一个能让读者进入其间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作品被主编否定了，主要意见是说它“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不去评判主编和我对这篇作品看法上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鉴定，那时存在着“左”的思想，所以好的作品有时可能以“缺乏思想”或“思想性不强”而被否定。苏策那个短篇，因为年深月久，具体人物、情节我记不起来了。但对这篇有艺术味儿小说被否定，我似仍耿耿于怀，在1957年头几个月鼓励鸣放时，我给《人民文学》写了《百花齐放三题》短文（载该刊1957年5、6月合刊），其中第二篇“谈鼓励探索”，我说到，对文艺作品，人们往往看重和强调直接宣传效果，而对探索着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而不直接宣示“思想”的作品，则往往容易否定。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讲的。苏策这位作家，从此引起了我注意。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恢复写作，于1963年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一篇叫《白鹤》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北平敌伪统治时期，一位教员给日本宪兵队长送了一张齐白石的画，营救了两个工人），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扣上“阶级调和”、“投降主义”帽子（我还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两册有问题的作品，亦将《白鹤》编入其中），他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正式认识苏策，已是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条魁伟的北方大汉，虽已七十大几，仍显身板硬朗，军人的直爽气质不减当年；古铜色的脸有如铜铸，大半生风霜写在这上面。不久我们就有书信往来，读他的书，有时也交流一点对文学现象的看法，我们好像神交已久。1998年下半年，收到他寄来的两册新书，一册是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一册是散文集《关肃霜之死》，均由“内蒙人民”出版。细读之后，好像已很了解他了，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也有些感受要说。
三
先说他的小说集《千言万语》。
苏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我一生中写了约三百万字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小说，它们全是我在新时期写下的，读者可以从这几篇作品中看到我的自由心态和艺术上的新的视角。”
我同意他上述看法。这六个中篇中，印象最深的，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发在《中国作家》上的《寻找包璞丽》、《当代》上的《臭棋》和《解放军文艺》上的《千言万语》这三篇。我想着重谈谈《寻找包璞丽》、《千言万语》两篇。
改革开放这十来年，尤其90年代以来，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和对创作的粗暴干涉及简单化批评，确实少多了，这对阅历极为丰富、创作上早有抱负的作家苏策，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捆绑心灵和创作手脚的绳索消解了，作家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心态，那岂不可以在创作上刻意施展一番吗？像题材的开拓和开掘，过去鲜有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树立，苏策在《寻找包璞丽》和《 臭棋》这两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做到了。《臭棋》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的《白鹤》，都是以战时在特殊际遇下的中国人与有一定教养的日本鬼子（军人，前者喜爱下围棋，后者喜欢中国画）打交道并战而胜之为题材。但《臭棋》比《白鹤》艺术更讲究，更细致深入，正、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也更鲜活。本来在战争中，我们跟凶残、野蛮的日本法西斯野兽斗争，是非常艰巨、曲折、复杂的，而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凡是经历过这样斗争的人们中，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敌人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个性，而并非像某些舞台、银幕作品